北宋帝國興亡史 第191章 後生可畏
文彥博最後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之職離京出判河南府，他的被罷引發了帝國頂級官場一係列的人事變動。首先是樞密使韓琦接替了他的宰相之位，而韓琦在這個位置上一待就是長達近十年。這時候我們再回想幾年前韓琦可憐巴巴地請求回老家養病，然後奇跡般地在老家河南相州迅速病癒，再想想他這兩年的官場晉升之路以及他往後十年的宰相之尊，我們對此能說什麼？當年的屠龍少年不但在政治上徹底“成熟”了，而且還成精了並在這條進化之路上一路風馳電掣地前進！
當然，韓琦的頭上還頂著一個富弼，大宋朝的首相現在是富弼。說到這個富弼，想必我們至今仍然記得他在“慶曆增幣”事件中的種種為人所欽佩的行為。宋朝當時認為他為國立下了大功，而富弼卻將其視為一生無法抹去和洗刷的恥辱，他甚至為此而數次拒絕了朝廷的賞賜，甚至連兩府高官的位置都被他給一口謝絕，他當時的口中一直念念不停的隻有一句話：願陛下益修武備，勿忘國恥！
彈指間，十六年過去了，如今的富弼再不是當年的那個樞密副使，而是早已位列宰相之列。他的那位陛下從來就沒想過如何精武強軍，至於益修武備和勿忘國恥也是或有或無，可富弼呢？在這方麵，他又如何呢？我們之前曾打趣過他，而現在其實才正是打趣他的時候，敢問富大人：你還記得當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嗎？
哼哼，夏雨荷？慶曆新政的失敗以及隨後將近十年時間的外放已經把當年的夏雨荷給殺死了！
韓琦出任宰相也讓之前同樣對宰相之位覬覦良久的另一位樞密使賈昌朝徹底夢碎。這還不算什麼，由於之前擔心他這個“奸邪”會被趙禎提拔為新任宰相，所以諫官陳旭（我們以後還是改叫他陳升之）等人便在文彥博請求自免的時候就開始對賈昌朝發起了猛攻，目的就是為了把此人趕出京城。怪隻怪賈昌朝確實屁股太不乾淨，陳升之等人指控他自從回京後仍然死性不改——暗交後宮女謁、違規營建私人彆墅、交結宦官，這三件事賈昌朝一個都抵賴不了。於是，他不但沒當成宰相，反而連樞密使的官也丟了。賈昌朝被罷為鎮東軍節度使、尚書右仆射兼侍中、景靈宮使，看上去他是被罷官了，實際上卻是帶著各種尊貴且富貴的榮譽回到豪宅裡去頤養天年並等著哪天入土為安。
新任的兩位樞密使分彆是觀文殿大學士宋庠以及原樞密副使田況，而禦史中丞張昪則進入樞密院頂了田況的樞密副使之缺。那麼，誰又來當這個禦史台的長官呢？答案是開封知府包拯，而包拯走後的開封知府之位則是由曆史上的另一位大名人翰林學士歐陽修來接任。
我們這裡想說的就是，包拯此生在開封知府的位置上總共也就待了不到兩年的時間（一年又十個月）。但是，包拯的這段經曆卻為數百年後的我國民間文學事業和影視行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儘管這裡麵的故事內容幾乎都是在扯淡。
包拯在當上了禦史中丞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請求趙禎立儲。他向趙禎問道：“儲君之位一直虛位以待，之前已經有很多人向陛下提起過這事，不知陛下為何遲遲不做決定呢？”
趙禎立馬警覺！朝臣提議立儲多是有私心的，因為一旦事成必然在今後新皇登基之時博得一個擁立之功，自古以來沒有哪位皇帝不會感念臣子的擁立之臣，而如若事成此人也必將在新皇登基之後飛黃騰達。
麵對包拯的問詢，趙禎久久不語，最後他轉而反問包拯：“愛卿你想讓誰來當這個太子？”
包拯是何等聰明之人，他立馬嗅出了趙禎這番話的深意。他回道：“陛下，臣建議立儲完全是為了祖宗社稷考慮，可陛下這樣問臣明顯是在懷疑臣的用心。老臣已經是快年近七十的老骨頭了，而且老臣膝下無子，之所以請求陛下立儲絕不是為了想給子孫謀福祉，此事還望陛下明鑒！”
趙禎這才反應過來，他隨即笑道：“此事不急，朕心中自有分寸和考量！”
趙禎的心裡到底在考量什麼？這個問題我們稍後再說，我們現在能說的是，事實上趙禎在此事上麵確實不著急，他反而還有一點小激動。
帝國的上層構架此時已經重新搭建完畢，而中層乾部這時候也開始逐步地走向帝國的權力核心。這年的十月，王安石被任命為三司度支判官開始接觸帝國的錢糧事務，但他這兩年可不是一直在京城裡待著。兩年前他被任命為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但在乾了半年之後他就主動申請去了江南之地的常州擔任知州。在常州任上，王安石又乾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然後被任命為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直到他在這年（公元1058年）十月被召回京城擔任三司度支判官。
需要提到的是，王安石和周敦頤這對神交已久的當世文學和思想大儒很有可能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有了人生的初次相會。周敦頤這位理學宗師在這裡突然被我們提起或許會讓人覺得有些突兀，有人更是會對這位理學祖師爺級彆的大儒感到很陌生。不過，這些都沒有關係，但我相信很多人即使忘記了周敦頤是誰卻永遠都不會忘記他的大作《愛蓮說》，這其中的千古絕句更是人人都能朗朗上口：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當然，我們這裡並不打算給周先生以及他的理學思想和理念單獨成文。
通過王安石這兩年的職務變遷來看，很明顯的是“組織”正在對他進行重點培養和鍛煉。放眼整個京城的一眾高官，前首相文彥博和現任首相富弼早就認為王安石是一個可堪大用之才，而曾經在揚州為官時當過王安石頂頭上司的次相韓琦在當時就曾經有過要把王安石收為門生的打算乃至是行動，隻是被王安石給婉拒了，至於理由和原因，王安石在私下裡曾向親近之人坦言自己和韓琦不是同道中人。
除此之外，現任禦史中丞包拯也是王安石的老上級，現任翰林學士兼開封知府歐陽修更是對王安石的為人和才華讚不絕口，朝中的士大夫們也以自己能夠結識王安石而引以為幸。可以說，除了自視甚高的蘇洵以及受他影響頗深的兩個兒子外，天下的文人和士大夫們沒有一個不仰慕王安石此時的煌煌盛名，未來的王相公在這時堪稱大宋集偶像派和實力派於一體的超級巨星。至於老蘇為什麼不對王安石感冒，這個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講。
提到了王安石，我們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那個在曆史上幾乎與他形影不離的好友兼剋星——司馬光。這時候的司馬光同誌也回到了京城，他的職務是開封府推官，此時正在歐陽修的手下辦事。這倆人如今又有機會拌嘴了，至少這時候的他們還都彼此相看兩不厭。
不過，王安石這次回來除了述職和履新外，他還給趙禎呈上了一顆炸彈——上疏請求變法！
此時的王安石三十七歲且在政治上正值銳意進取和風華正茂的年紀，此時的趙禎四十八歲，但他已經登基三十六年且開始飽受風疾的折磨。說不好聽一點，趙禎現在最關心的是自己如何才能活得更久一點，另一個他最在乎的就是自己什麼時候能夠生出一個兒子。除了這兩件事，彆的事都很難讓趙禎上心，除非是遼國人又打過來了。
以上的這兩個事實決定了身為臣子的王安石在將自己胸中的這一團烈火擺在趙禎麵前時會收到怎樣的回應，更何況王安石此時的變法主張和思想雖然沒有後來那般宏大和激進，但也足以震撼現有的社會和政治秩序以及體係，趙禎連範仲淹的慶曆新政所帶來的撕裂和裂變都無法接受，那麼他又怎麼可能接受王安石的這一套主張呢？但是，這些都不是王安石現在所能考慮到的，他隻知道自己為官十餘年的所見所聞和所為已經讓他深刻地意識到立國已近百年的宋朝眼下已到了非變革出新的地步，要不然宋朝就隻能在固步自封和因循守舊上迎來不可避免的腐朽乃至是滅亡。
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且把這句話付諸於行動，而非隻是放在嘴邊說道，這是王安石在“唐宋八大家”裡獨樹一幟的地方。無論是韓愈、歐陽修還是蘇軾，這些人其實也可稱之為政治家，可他們當中沒有人有過那種站在睥睨天下的高度去俯視整個國家和百姓的格局和意識，他們或許也關心百姓疾苦，也對社會的現實問題感到憂心，可他們終究還是更關心自己的一日三餐以及如何管理好自己手裡的那一畝三分地。這其實也沒錯，他們這叫恪儘職守，天下之事是天子纔去考慮的問題，甚至有時候連宰相都不得與聞，而這也正是他們與王安石之間的在政治格局上的差距之所在。
歐陽修和蘇軾都對物慾和私慾有執念，他們是典型的具有小資情節的文人，揮毫潑墨於他們而言是情懷，做官言事於他們而言是本分，如此便是他們的全部生活和人生。可是，王安石不是這樣，他雖文藝但卻一點也不小資，更是不怎麼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衣食住行更是一點也不講究。高官厚祿、金銀美色、美酒佳肴，這些人間情趣都無法讓王安石意亂情動，他所追求的是人生價值的實現。可是，這裡麵就涉及到了一個問題：如果你沒有機會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那麼你又該如何？
很多人終其一生不為富貴名利，但就是為了要證明自己並由此獲得社會的認可，他們所追求的是人生的一個自我價值的實現。如若不能，他們就會痛苦，所謂的不能流芳百世就要遺臭萬年便是這種現象和心理的最真實寫照。比如，西夏國的那位大相國張元同誌。王安石是文學家，也是政治家，但同時他也是儒學家，更是哲學家和心理學家。簡單說，在命運麵前，在天命和時局麵前，他雖誌存高遠但卻不執拗，不會逆流而動，更不會為難自己。
這種說法可能會顛覆很多人的看法，因為誰都知道某些人送他的那個綽號——拗相公，但是請注意，我們說他不執拗不是在說他做事，而是在說他做人。一個懂得順勢而為的人會在時局不利之時選擇退讓或隱忍，但當時機出現卻往往以迅雷之勢行非常之舉。如果沒有後來的宋神宗，我相信王安石很有可能終生不會再提變法之事，而是就此做一個輾轉東西南北的地方官員並潛心治學最終成為一代大儒，他很清楚自己的那一套強國理念若非遇到懂他的明君，否則就永遠隻能是空談，所以他需要等，他也等得起。
王安石這次回京給趙禎上的這道奏疏在曆史上非常有名，那便是被後來的梁啟超讚譽為“秦漢以下第一大文”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當然，這份奏疏的名字是後人取的。這道奏疏俗稱萬言書，全文篇幅超長，這裡我們當然也不準備予以原文呈現，有興趣的人可以自行搜尋閱讀。
在這份奏疏裡，王安石奏請趙禎革除國家之積弊，整頓社會風俗，重整國家的商業模式和經濟秩序，革新官員隊伍的選拔方式和考覈準則，注重和加強在教育和文化領域的改革和創新。他在這份奏疏裡可不是在假大空地故作高深不說人話，而是提出具體的試行辦法，他希望趙禎能夠汲取漢唐和五代時期之所以天下大亂的教訓，並且他還點名提到了晉武帝司馬炎，他說司馬炎就是因為沒有膽量給國家來一次變革和重組繼而導致了後來的天下大亂國已不國。
可以說，這份奏疏並非是王安石心血來潮之作，而是他醞釀和構思了很多年才寫出來的，我們甚至可以把這視為他為官十餘年的心血之作，更是他十餘年的終極夙願。然而，王安石的這份奏疏並未收到任何的回應，這對他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他十幾年的努力毀於一旦，這並非是我們在誇大其詞，這就好像一個人用十餘年的時間寫成了一部長篇小說，但最後的結果卻是石沉大海，連一點漣漪也沒有泛起。
換了任何人遇到這種事都是一場巨大的打擊，失望和沮喪是不可避免的，可王安石畢竟是王安石。如前所言，他並沒有因此而消極或沉淪，更沒有因此而否定和懷疑自己以及自己的人生。凡事不可強求，這一切隻能證明他想要謀求變法圖強的意願還不到時機。執念這個東西既能成就一個人也能毀滅一個人，一個成熟的人不是不能沒有執念，而是能夠對其做到收放自如，你拿得起但也得放得下。
正如當年王安石敏銳地察覺到韓琦和他不是一路人從而婉拒做韓琦的門生，此時的他也深刻地意識到趙禎和他不是一路人。他雖自比商鞅但趙禎卻不是他的秦孝公。既然如此，他又有什麼好值得去遺憾和沮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