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灰色羊絨大衣掛在衣帽間最右邊，已經三天了。
周明每天回家都會經過它。早上出門取西裝的時候，晚上回來掛外套的時候，週末在家穿著睡衣去拿一包煙的時候。他每次都看見它。每次都停一下。每次都沒有碰它。
大衣掛在那裏，安安靜靜的。領口微微立著，袖口平整，下擺筆直。左邊袖口那顆不是原配的釦子，在燈光下比其他釦子暗一點點，像一個人站在一群人中間，不太合群，但也不走。
第四天晚上，周明洗完澡，穿著睡衣站在衣帽間門口。他老婆已經睡了，客廳的燈關了，隻有衣帽間的燈還亮著，白色的，冷冷的，照著那些整齊排列的西裝和襯衫。
他走進去，把那件大衣取下來。
麵料是涼的。衣帽間沒有暖氣，羊毛摸上去像摸一塊冰。他把大衣抱在懷裏，走回臥室，坐在床邊。他老婆翻了個身，嘟囔了一句什麽，又睡了。
他把大衣鋪在床上，用手掌撫平每一處褶皺。領口內側那塊磨損，在床頭燈的暖光下顯得更深了，羊毛薄得像一層紙。他用指尖摸了摸那裏，然後把手放在上麵，停了一會兒。
他想起一件事。
他十五歲那年，父親第一次帶他去買衣服。不是過年那種買，是專門帶他去的。父親騎自行車帶著他，騎了四十分鍾，到一個他從來沒去過的商場。商場很大，裏麵的人穿得都很體麵，他站在門口，有點不敢進去。父親把自行車鎖好，走過來，拍了拍他的肩膀：“走。”
他們去了一個男裝櫃台。父親和售貨員說了什麽，他聽不清。然後售貨員拿了一件深藍色的夾克出來，讓他試。他試了，大了。又拿了一件，小了。又拿了一件，剛好。父親看了看，說：“就這件。”
交錢的時候，他從父親身後看見那個數字。一百二十塊。他父親在工廠裏一個月的工資是三百多塊。他站在後麵，看著父親從口袋裏掏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一張一張數清楚，遞給售貨員。父親的手很糙，指甲縫裏永遠洗不幹淨。那隻手拿著嶄新的鈔票，放在櫃台上，推過去。
回來的路上，他坐在自行車後座上，手裏拎著那個裝衣服的袋子。風很大，吹得他睜不開眼睛。他把臉埋在父親的背上，聞到他身上機油和煙味混在一起的氣味。父親什麽話都沒有說。他也沒有說。
那件夾克他穿了好幾年。後來穿不下了，他媽把它收進了櫃子裏。再後來不知道什麽時候不見了。但他記得那個數字。一百二十塊。一個月的三分之一。父親數錢的時候，手指在抖。不是冷，是從骨頭縫裏滲出來的抖。
他那時候不懂。現在他懂了。
周明把大衣疊好，放回衣帽間。他站在衣架前麵，沒有走。他伸出手，把大衣的領子翻起來，又翻下去。把袖口扯平，讓袖子的褶皺對齊。把衣擺拉直，讓下擺自然垂落。和他父親做的一模一樣。
然後他走進書房，開啟電腦，搜了一下“周建國”。
周建國是他父親的名字。
搜尋結果很少。一條是二十年前的工廠表彰名單，他父親的名字排在第三列，後麵寫著“先進工作者”。一條是十年前的退休人員名單，他父親的名字在倒數幾行。還有一條是三年前的訃告，是他媽讓他寫的，發在本地論壇上，隻有兩行字，連照片都沒有。
他點開那條訃告。上麵寫著：“周建國，享年六十七歲，因病於X年X月X日逝世，定於X月X日在殯儀館舉行告別儀式。”下麵沒有人回複。零條評論。
他看著那幾行字，看了很久。然後他關掉網頁，開啟抽屜，從裏麵拿出一個信封。不是大衣裏那個——那個他放回去了。這個是他從母親那裏拿來的，裏麵裝著父親的遺物。他拿回來之後一直沒有開啟，放在抽屜最裏麵，和那些舊發票、過期的護照、用過的筆記本放在一起。
信封是牛皮紙的，邊角磨白了，封口用透明膠帶纏了好幾圈。他撕開膠帶，開啟信封，把裏麵的東西倒在書桌上。
一串鑰匙。三把，一大兩小，鐵環已經生鏽了。他認得那把大的——是老家大門的鑰匙。兩把小的，一把是抽屜的，一把他不知道。
一個工作證。塑料封皮已經發黃了，裏麵的照片是父親年輕時拍的，黑白的，穿著工裝，表情嚴肅，嘴角沒有笑容。他盯著那張照片看了很久。那時候父親的頭發是黑的，很密，往後梳著，額頭很寬。眼睛是深棕色的，和現在他在鏡子裏看見的自己的眼睛一個顏色。
一個存摺。餘額一千二百三十塊。最後一筆支出是殯儀館的費用，九千八。餘額是剩下的。
一張醫保卡。照片和那張工作證上的不一樣，這張老了很多，頭發白了，臉上的皺紋深了，眼睛還是深棕色的，但裏麵的光暗了。
一張折疊的紙。他開啟，是一張發票。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百貨大樓，灰色羊絨大衣一件，價格三百六十元。發票的紙已經脆了，邊角碎了一小塊，他用手指輕輕壓住，不讓它繼續碎。
三百六十元。那是哪一年？他算了一下。大概是九幾年。那時候父親的工資漲了一些，但三百六十元還是將近一個月的工資。他花了一個月的工資，買了這件大衣。
周明把發票放在一邊，繼續翻。信封底下還有一樣東西，被其他東西蓋住了。他撥開那些鑰匙和卡片，看見了它。
是一個小盒子。深藍色的，天鵝絨的，大概巴掌大小。
他的手停了一下。他見過這個盒子。在試衣間裏，在父親的回憶中。父親站在老家的樓下，從口袋裏掏出這個盒子，開啟看了一眼，又合上了。然後他轉身走了，沒有回頭。
周明拿起盒子。天鵝絨已經磨得發亮了，邊角有些起毛，但藍色的底子還在，在燈光下泛著暗暗的光。盒子的搭扣是金色的，已經氧化了，變成暗暗的銅色。他用指甲輕輕撥開搭扣，開啟了盒子。
裏麵是一枚獎章。
銅質的，圓形的，正麵刻著一個五角星，五角星下麵是一行小字：“先進生產（工作）者”。背麵刻著年份：“1997”。獎章用一條紅色的綬帶穿著，綬帶的顏色已經褪了，變成一種粉粉的、舊舊的紅。
他拿起那枚獎章，翻過來看。背麵除了年份，還有一行刻字，很小，像是後來找人刻上去的。他湊近看。
“周建國同誌留念。”
他把獎章翻過來，又翻過去。銅質的麵摸上去涼涼的，滑滑的，五角星的棱角被磨圓了一點，像是被人摸過很多次。他把獎章舉到燈下看，光線照在銅麵上，反射出一小片金色的光，落在他的手指上。
他忽然覺得少了點什麽。說不上來，就是一種感覺——這枚獎章不該是這個樣子的。它應該還有另一麵，另一種意義，另一個去處。他把獎章放下，又看了看盒子裏麵，什麽都沒有。他合上蓋子，放在桌上，繼續翻信封，但信封已經空了。
他想起那碗麵。那碗已經涼了的麵，坨在一起，黏糊糊的。他父親吃了三口，放下了筷子。不是吃飽了，是吃不下了。然後他穿上大衣，出了門，走了很遠的路，站在樓下，從口袋裏掏出這個盒子，開啟看了一眼，又合上了。然後他轉身走了，沒有回頭。
他為什麽不上樓？
周明把獎章放回盒子裏，合上蓋子。他把盒子放在桌上，和那些鑰匙、工作證、存摺、發票放在一起。他看著這些東西。一個工人的一生。一把鑰匙，一張工作證，一個存摺，一張醫保卡，一件大衣的發票，一枚獎章。六樣東西，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裏，用透明膠帶纏了好幾圈。但他總覺得，這六樣東西裏，少了一樣。少了一樣本該在的東西。
他從口袋裏掏出手機，翻到通訊錄，找到母親的號碼。快十二點了，但他還是按了撥出鍵。
響了三聲，接了。
“媽。”
“明明？這麽晚了，怎麽了？”
“沒怎麽。就是想問你一件事。”
“什麽事？”
“我爸那個獎章，你知道嗎？”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知道。先進工作者的那個。”
“他跟你提過嗎？”
“提過。拿回來那天，他高興得很。放在桌子上看了好久。我讓他掛起來，他不掛。他說放盒子裏好，不會落灰。”
周明拿起那個盒子，開啟，又看了一眼那枚獎章。銅質的，圓形的，五角星的棱角被磨圓了。
“後來呢？”他問。
“後來他就收起來了。再也沒拿出來過。”
“為什麽？”
“不知道。可能覺得不好意思吧。他那人，一輩子都不好意思。什麽好事都覺得不好意思。”
周明沒有說話。他想起父親站在樓下，從口袋裏掏出這個盒子，開啟看了一眼，又合上了。然後他轉身走了，沒有回頭。他不好意思。一輩子的不好意思。站在月台上不好意思說話，站在樓下不好意思上樓，坐在客廳裏不好意思轉頭。一輩子都在等。等什麽？等一個人叫他？等一個人走過來？等一個人把那扇門推開？
沒有人叫他。沒有人走過來。沒有人推開那扇門。
“媽，”周明說，“我爸走之前，有沒有跟你說過什麽？”
“說過。每天都跟我說。”
“不是那種。就是……最後那段時間。他有沒有說過……他有沒有什麽遺憾？”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他聽見母親在那邊呼吸，很輕，很慢，像一個人在慢慢地想一件事。
“他說，他對不起你。”
周明的手握緊了手機。
“他說你小時候他管得太嚴了，不該不讓你出去玩。說你考大學的時候他沒幫上忙，不該讓你一個人去北京。說你結婚的時候他沒出多少錢，不該讓你自己扛。說你有了孩子以後他沒幫你帶，不該讓你老婆一個人受累。”
她停了一下。
“他說了好多。說了好幾天。我聽著，沒有打斷他。後來他不說了。有一天他忽然說，算了，不說了。明明都懂。”
周明站在書房裏，手裏攥著手機。窗外的路燈還亮著，橘黃色的，透過窗簾的縫隙，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細細的光線。他的影子站在那道光線上，把它切斷了一半。
“媽，”他說，“你早點睡。”
“你也早點睡。別老熬夜。”
“嗯。”
他掛了電話，站在書桌前。桌上那些東西還在——鑰匙、工作證、存摺、醫保卡、發票、盒子。他把它們一樣一樣裝回牛皮紙信封裏，用透明膠帶纏好，放回抽屜最裏麵。
然後他走進衣帽間，把那件灰色羊絨大衣取下來，穿在身上。他站在衣帽間的鏡子前，看著自己。灰色的羊毛，立著的領口，平整的袖口，筆直的下擺。左邊袖口那顆不是原配的釦子，在燈光下比其他釦子暗一點點。
他把手伸進左邊胸口的內袋，摸到那個信封。他把它拿出來，展開信紙，又看了一遍。
“明明，爸爸不知道你什麽時候會看到這封信。”
他看了很久。然後他把信紙翻到背麵。那行小字還在。很小，很淡，像一個人在黑暗中點了一根火柴。
“明明，爸爸愛你。”
他把信紙摺好，放回信封，放回內袋。他的手按在那個位置上，按了很久。
然後他走出衣帽間，走到兒子的房間門口。門關著。兒子在外地上大學，房間裏沒有人。但他還是站在門口，手放在門把手上。
他想起兒子走的那天。他在書房裏看案卷，聽見門關上的聲音，沒有出去送。不是不想送。是不知道出去之後說什麽。他站在書房門口，手放在門把手上，聽見兒子的腳步聲越來越遠，然後電梯響了，然後什麽都沒有了。他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然後回到書桌前，繼續看案卷。
他擰開門把手，推開門，走了進去。
房間很幹淨。床鋪得整整齊齊，書桌上什麽都沒有，書架上的書按高矮排好了。窗簾拉著，窗台上有一盆綠蘿，葉子有點蔫了，他走過去，澆了一點水。
他在床邊坐下來。床單是藍色的，洗得發白，和他小時候的床單一個顏色。他坐在那裏，看著對麵的牆。牆上貼著一張畫，是兒子畫的。一座山，一條河，一棵樹，樹下麵坐著一個人。畫下麵寫著一行字：“家。”
他看了很久。然後他站起來，走出房間，輕輕地把門帶上了。
第二天早上，他出門的時候，把那件灰色羊絨大衣穿在身上。
他老婆在廚房煮粥，看見他穿大衣，愣了一下。“今天不冷吧？”
“穿著。”他說。
他老婆看了他一眼，沒有再說。她往粥裏加了一把紅棗，攪了攪，蓋上鍋蓋。
周明走到門口，換上皮鞋，拉開門。
“晚上回來吃飯嗎？”他老婆在廚房裏喊。
“回來。”
“想吃什麽？”
“什麽都行。”
門關上了。他站在電梯口，等電梯。電梯從十八樓下來，門開了，裏麵站著一個老太太，手裏拎著一袋垃圾。她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他的大衣。
“這大衣好看。”她說。
“謝謝。”
電梯到了一樓。他走出去，穿過小區，走到停車場。上車之前，他抬頭看了一眼自己家的窗戶。廚房的燈亮著，他老婆的影子在窗戶上晃來晃去。他在車裏坐了一會兒，然後發動了車。
他沒有去律所。他開著車，上了高速，往東開。
往老家的方向。
兩個小時後，他下了高速，開進了一條他小時候天天走、現在一年也走不了一次的路。路兩邊變了太多。農田變成了廠房，土路變成了柏油路，那棵大槐樹不在了，變成了一個紅綠燈路口。但他還是認得。他閉著眼睛都能認得。
他把車停在路邊，下了車。他穿著那件灰色羊絨大衣，站在那條路上。風很大，吹得大衣的下擺翻起來，又放下。他走了幾步，停了一下，又走了幾步。
他走到了那個樓門口。
老家的樓。六層，紅磚牆，牆上的馬賽克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樓道口堆著幾輛生鏽的自行車和一堆沒人收的廢紙板。牛奶箱的蓋子掉了，裏麵塞滿了廣告紙。牆上貼著一張催繳水費的通知單，日期是三年前的。
他站在樓門口，抬頭看。五樓的窗戶關著，窗簾拉著。和他父親當年站在這裏時一模一樣。
他從口袋裏掏出那串鑰匙。鐵環已經生鏽了，三把鑰匙碰在一起，發出叮叮當當的聲音。他把最大的那把插進樓門的鎖孔裏，擰了一下，開了。
樓道很暗。聲控燈亮了一盞，慘白的光照在牆壁上，照出那些裂縫和小孩的塗鴉。樓梯扶手是鐵的，漆全掉了，摸上去冰涼冰涼的。他走得很慢，一級一級地走。走到三樓的時候，他停下來，看了一眼牆上的一行粉筆字。“平安”。筆跡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孩寫的。他伸出手，用指尖摸了摸那兩個字，粉筆灰沾在他的手指上，白白的，細細的。
他繼續往上走。
五樓。左邊那扇門。
他把鑰匙插進鎖孔，擰了一下，開了。
門裏麵很黑。他把手伸進門裏麵，摸到牆壁上的開關，按了一下。燈亮了。是一盞節能燈，白色的，很亮，把屋子裏的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
客廳很小。和他在試衣間裏看到的一模一樣。折疊桌，兩把椅子，老式的櫃子，櫃子上的電視機。電視機不見了，隻剩下一個方形的印子，在櫃子的表麵，像一張沒有撕幹淨的貼紙。牆上的照片還在。那張合照，很多人站在工廠門口，穿著藍色的工裝。他父親站在第二排，很年輕，頭發是黑的。
他走進廚房。水龍頭還在，擰了一下，沒有水。灶台上放著一口鐵鍋，鍋底生了一層鏽，紅褐色的，像幹了的血。碗櫃裏還有幾個碗和盤子，扣著放，落了一層灰。
他走進臥室。單人床還在，床板上鋪著一條舊床單，洗得發白，疊得整整齊齊。床頭的小桌上什麽都沒有，隻有一盞台燈。台燈是那種夾在床頭的、可以彎脖子的老式台燈，燈罩是綠色的，邊角磕掉了一小塊。他按了一下開關，燈亮了。橘黃色的，暖暖的，把整個房間都染成了橘色。
他站在床邊，看著那盞燈。他小時候在這間屋子裏寫作業，就是在這盞燈下。父親坐在旁邊，抽著煙，不說話。他寫完了，父親拿過去看一眼，點點頭，然後繼續抽煙。一個字都不說。但每次他寫作業的時候，父親都坐在旁邊。不管多晚，都坐在旁邊。有時候打瞌睡，頭一點一點的，但就是不走。
周明在床邊坐下來。床板吱呀一聲，像一個人歎了口氣。他坐在那裏，穿著那件灰色羊絨大衣，看著對麵牆上的那張照片。一家三口的合影。他大概三四歲，被母親抱在懷裏，手裏拿著一個撥浪鼓。父親站在旁邊，穿著一件藍色的工裝，嘴角微微翹著——那是他見過的最接近笑容的表情。
他坐了很久。
然後他站起來，走進客廳，走到櫃子前麵。他開啟櫃子的門，裏麵空空的，隻有最下麵一層放著一樣東西。一個盒子。紙盒子，鞋盒大小，用膠帶封著。膠帶已經幹了，一碰就碎。
他把盒子拿出來，放在折疊桌上。他撕開膠帶，開啟盒子。
裏麵是一些舊東西。他的成績單，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三，每一張都在，疊得整整齊齊，按年份排好了。他的獎狀，三好學生的、優秀班幹部的、作文比賽的，捲成一個筒，用橡皮筋箍著，橡皮筋已經斷了，但獎狀還是卷著，沒有散開。他的照片，從滿月到高中畢業，每一張都在，有的背麵寫著日期和地點，字跡歪歪扭扭的——“明明一歲，人民公園”“明明七歲，小學門口”“明明十五歲，中考前一天”。
他拿起那張照片。十五歲，中考前一天。他站在學校門口，背著書包，表情很嚴肅。他記不得是誰拍的了。也許是母親，也許是父親。但照片背麵寫著字——“明明，中考加油。爸爸。”
他盯著那四個字看了很久。爸爸。他父親很少在他麵前自稱“爸爸”。他通常說“你爸”，或者說“我”。但在這張照片的背麵，他寫了“爸爸”。寫得很認真，一筆一劃的，像是在刻字。
他把照片放回盒子裏，繼續翻。盒子的最底下，壓著一個東西。深藍色的，天鵝絨的，巴掌大小。
和他在遺物裏找到的那個一模一樣。
他拿起來，開啟。
裏麵是一枚獎章。銅質的，圓形的，正麵刻著一個五角星，五角星下麵是一行小字：“先進生產（工作）者”。背麵刻著年份：“1997”。和他在遺物裏找到的那枚一模一樣。
但這一枚的綬帶是新的，紅色的，鮮亮的，沒有被氧化，沒有褪色。銅麵是亮的，五角星的棱角是尖的，沒有被磨圓。像是從來沒有被人摸過。
他拿起那枚獎章，翻過來看。背麵除了年份，還有一行刻字。和遺物裏那枚不一樣。這一行刻的是——
“給我兒子明明。”
他的手停住了。他終於知道遺物裏那枚獎章少了什麽。少了一個名字。少了一個本該刻在上麵的、比“周建國同誌”更重要的名字。
他坐在折疊桌前，手裏攥著這枚獎章。銅質的，涼涼的，滑滑的。五角星的棱角是尖的，紮著他的手指。紅色的綬帶在燈光下鮮亮得像一團火。
他想起父親站在樓下，從口袋裏掏出那個盒子，開啟看了一眼，又合上了。然後他轉身走了，沒有回頭。
那枚獎章，是給誰的呢？
他看了看手裏的這枚，又想起遺物裏的那枚。兩枚一模一樣的獎章。一枚刻著“周建國同誌留念”，一枚刻著“給我兒子明明”。一枚被人摸過很多次，棱角磨圓了；一枚從來沒有被人摸過，棱角還是尖的。
一枚他留在自己的抽屜裏。一枚他放在老家的櫃子裏。
一枚他不好意思拿出來。一枚他不好意思送出去。
周明把獎章放回盒子裏，合上蓋子。他把盒子抱在懷裏，坐在折疊桌前。台燈的光照在他的臉上，照在那件灰色羊絨大衣上。大衣的領口內側那塊磨損，貼著他的後脖子，涼涼的，軟軟的。
他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從白變灰，從灰變黑。路燈亮了，橘黃色的，透過窗簾的縫隙，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細細的光線。
他站起來，把盒子放回櫃子裏。然後他走到門口，關掉燈，拉開門，走了出去。
樓道很暗。聲控燈亮了，慘白的光照在牆壁上，照出那些裂縫和那行“平安”。他走下樓，一級一級地走。走到三樓的時候，他停下來，又看了一眼那兩個字。他伸出手，用指尖摸了摸。粉筆灰沾在他的手指上，白白的，細細的。他沒有吹掉。
他走到樓下，站在樓門口。風很大，吹得他的大衣下擺翻起來，又放下。他抬頭看五樓的窗戶。窗戶關著，窗簾拉著。和他父親當年站在這裏時一模一樣。
但不一樣的是，他穿著那件灰色羊絨大衣。他父親的灰色羊絨大衣。
他站在那裏，站了很久。然後他從口袋裏掏出那個小盒子。深藍色的，天鵝絨的。不是遺物裏的那個——那個放在書房的抽屜裏。是他從老家的櫃子裏拿出來的這個。刻著“給我兒子明明”的這個。
他開啟盒子，看了一眼那枚獎章。銅質的，圓形的，五角星的棱角還是尖的。紅色的綬帶在路燈下變成了暗紅色，像凝固的血。他看了一會兒，然後合上蓋子，把盒子放回口袋。
他轉身，走了。
走了幾步，又停下來。回過頭，又看了一眼五樓的窗戶。窗簾還是沒有拉開。
他站在那裏，看著那扇窗戶。看了很久。
然後他從口袋裏掏出手機，翻到通訊錄，找到兒子的號碼。他按了撥出鍵，響了兩聲，接了。
“爸？”周遠的聲音有點迷糊，“這麽晚了，怎麽了？”
“沒怎麽。就是想問你一件事。”
“什麽事？”
“你小時候，我有沒有給你買過什麽東西？就是你特別想要的？”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你問這個幹嘛？”
“就是想問。”
“你買過一盒彩筆。我六歲那年。我想要那個，很久了。你一直沒買，後來有一天你拿回來了。我不知道你怎麽知道的。”
“你還記得？”
“記得。那盒彩筆有三十六種顏色。我畫了好多畫。”
周明站在路燈下麵，手裏攥著手機。風把他的大衣吹得鼓起來，又癟下去，像一個人在呼吸。
“遠遠，”他說，“你還畫畫嗎？”
電話那頭沉默了更久。
“偶爾畫。”
“畫什麽？”
“什麽都畫。山，河，樹。有時候畫人。”
“畫過我嗎？”
沉默。然後周遠說：“畫過。”
“什麽時候？”
“你不在家的時候。”
“畫的是什麽？”
電話那頭停了一下。周明聽見兒子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說：“畫的是你穿著那件灰色大衣，站在陽台上，背對著我。天快黑了，你的影子很長。我在房間裏，門開著一條縫。你站在那兒，一動不動的，看了很久。”
周明的手握緊了手機。他記得那天。那是去年冬天，兒子回家過年。有一天傍晚，他站在陽台上抽煙，看著對麵樓的燈一盞一盞亮起來。他站了很久。他不知道兒子在門後麵看著他。他穿著那件灰色大衣。他父親的灰色大衣。
“遠遠，”他說，“你上次說的那個畫展，什麽時候？”
“下個月。”
“在哪裏？”
“學校的美術館。”
“我去。”
電話那頭沒有說話。但周明聽見了呼吸聲。很輕的、很急的、像是在忍著什麽的呼吸聲。
“爸，”周遠說，“你真的來？”
“真的。”
“你不是說畫畫沒用嗎？”
周明沉默了一下。他想起父親的信。爸爸不會說那些好聽的話。爸爸隻會說這一句。明明，爸爸對不起你。
“爸爸不會說話，”他說，“爸爸隻會說，你想畫，就畫。”
電話那頭沒有聲音。過了很久，周遠說：“爸，你是不是在我奶奶家？”
周明愣了一下。“你怎麽知道？”
“我聽見風聲了。你那邊風很大。”
周明抬頭看了看天。月亮從雲後麵出來了，很亮，很圓，照在槐樹的葉子上，照在路燈的鐵杆上，照在他父親的灰色羊絨大衣上。
“嗯。”他說。
“你穿了我爺爺的大衣？”
“你怎麽知道？”
“我媽跟我說了。她說你那天回去穿著那件大衣，眼睛紅紅的。”
周明伸手摸了摸眼睛。幹的。沒有淚。
“沒有。”他說。
“你騙人。”
周明沒有說話。他看著五樓的窗戶，窗簾還是沒有拉開。但他知道，那扇窗戶後麵，有一個空蕩蕩的房間，一盞綠色的台燈，一張鋪著白床單的單人床，一個鞋盒，裏麵裝著三十年的成績單、獎狀、照片，和一枚沒有人摸過的獎章。
“遠遠，”他說，“你爺爺有一枚獎章。先進工作者的。他放在老家的櫃子裏，一直沒拿出來。”
“為什麽？”
“因為他想送給我。但他不好意思。”
周遠沒有說話。
“我今天拿到了。”周明說。
“你拿走了？”
“沒有。我看了，又放回去了。那是他的東西。他放在那裏，就放在那裏吧。”
他停了一下。
“但我知道它在哪兒。”
電話那頭沉默了。然後周遠說：“爸，你哭了。”
不是問句，是陳述句。
周明伸手摸了摸臉頰。濕的。
“沒有。”他說。
“你騙人。”
周明站在路燈下麵，臉上全是淚。風吹過來，涼涼的，把他的眼淚吹幹了，又吹出來，又吹幹了。他穿著那件灰色羊絨大衣，站在那棵槐樹下麵，站在他父親曾經站過的地方。
“遠遠，”他說，“爸爸對不起你。”
“你沒有對不起我。”周遠說。“你隻是……不會說。”
“但我知道。”
和上次一模一樣的對話。但這次，周遠說完之後，沒有掛電話。他等了一會兒，說：“爸，你把那個獎章帶走吧。”
周明愣了一下。“什麽？”
“我爺爺想給你的。你拿走。放在你那裏。他知道你拿走了，會高興的。”
周明站在路燈下麵，手裏攥著手機。風把他的頭發吹亂了，他沒有理。
“好。”他說。
“那你什麽時候來我畫展？”
“下個月。”
“說話算話？”
“算話。”
“那我等你。”
掛了電話，周明在樓下站了一會兒。然後他轉身，走回樓門口，上樓，五樓，左邊那扇門。他用鑰匙開啟門，走進客廳，開啟櫃子，拿出那個鞋盒。他開啟盒子，拿出那個深藍色的小盒子，放進口袋裏。然後他把鞋盒放回櫃子裏，關好櫃門，走出門，鎖好。
他走下樓。走到三樓的時候，他停下來，看了一眼牆上那行“平安”。他伸出手，用指尖摸了摸那兩個字。粉筆灰已經不在了，但他還是摸了摸。
他走到樓下，站在樓門口。風小了一些，月亮很高，很亮，照在他的大衣上，灰色的羊毛變成了銀白色。他從口袋裏掏出那個小盒子，開啟，看了一眼那枚獎章。銅質的，圓形的，五角星的棱角還是尖的。紅色的綬帶在月光下變成了黑色。
他看了一會兒，然後合上蓋子，把盒子放回口袋。這一次，他沒有再回頭。
他上了車，發動引擎。車燈亮了，照亮了前麵的路。他把車開出那條巷子，開上主路。路燈在他頭頂一盞一盞地亮著，一盞一盞地往後退，像一條光的河。
他伸手摸了摸左邊胸口的位置。那裏有一個信封，信紙的背麵有一行很小的字。那裏有一個小盒子，裏麵有一枚棱角很尖的獎章。
他把車窗搖下來一點，夜風灌進來，涼涼的，帶著梧桐葉子的氣味。他深吸了一口氣，發現鼻腔是通的。沒有酸，沒有堵，什麽都沒有。就是通的。
他想起那碗麵。那碗已經涼了的麵，坨在一起，黏糊糊的。他父親吃了三口，放下了筷子。不是吃飽了，是吃不下了。
但他現在知道，他父親不是吃不下了。他是在等一個人回來。等一個人坐下來，把那碗麵吃完。
那個人沒有回來。
但那件大衣回來了。
周明開著車，在夜色裏往回走。他沒有開音響，沒有聽廣播，什麽都沒有。隻有風聲和輪胎摩擦路麵的聲音。他的手指在方向盤上輕輕地敲著，一下，一下，一下。和他父親一樣的節奏。
他開了兩個小時，下了高速，開進市區。路燈變得更亮了，車也多了起來。他經過了一個學校，門口有幾個小孩在打鬧，笑聲尖尖的，被風吹散了。經過了一個菜市場，已經關門了，鐵皮門拉下來，上麵噴著“出租”兩個字。經過了一個電話亭，玻璃門碎了，裏麵的電話機不見了，隻剩下一根斷了的線，在風裏晃來晃去。
他把車開回了家。停好車，上了樓。電梯到了十八樓，門開了。走廊裏很安靜，聲控燈感應到他的腳步聲，亮了一盞，慘白的光照在米白色的牆壁上。他走到家門口，掏出鑰匙，開門。
客廳的燈還亮著。他老婆從沙發上站起來，看著他。
“你怎麽這麽晚？”
“去了趟老家。”
“你爸那件大衣？”
“嗯。”
他老婆走過來，幫他脫下大衣。她把大衣掛在衣帽間的衣架上，掛在那排西裝的最右邊。她退後一步看了看，把領子翻好，把袖口扯平。
“你吃飯了嗎？”她問。
“沒有。”
“我給你下碗麵。”
周明站在客廳裏，看著老婆走進廚房。她開啟冰箱，拿出雞蛋和蔥花，開啟櫃子，拿出掛麵。水龍頭開了，水嘩嘩地響，鍋放在灶上，開啟火，藍色的火苗舔著鍋底。
他走到廚房門口，靠在門框上，看著她。她在切蔥花，刀落在案板上，發出清脆的聲音，篤篤篤篤。雞蛋打在碗裏，用筷子攪，叮叮當當。水開了，她把麵放進去，用筷子攪了攪，蓋上鍋蓋。
“你怎麽站那兒？”她回頭看了他一眼。
“想看你做麵。”
“有什麽好看的。”
“好看。”
她愣了一下，然後搖了搖頭，笑了。她笑的時候，眼角的皺紋深了一些，但眼睛是亮的。
麵端上來了。粗瓷大碗，湯是清的，上麵臥著一個荷包蛋，飄著幾滴油花和一小撮蔥花。麵條窩在湯裏，白白軟軟的，冒著熱氣。
周明坐在餐桌前，拿起筷子，挑了一筷子麵，放進嘴裏。麵很燙，他的嘴唇被燙了一下，縮了縮脖子。他老婆坐在對麵，看著他吃，嘴角翹著。
“好吃嗎？”她問。
“好吃。”他說。
他吃完了那碗麵。湯也喝了。碗底剩下幾根蔥花，他用筷子夾起來，吃了。
他老婆接過空碗，放在水池裏。她開啟水龍頭，開始洗碗。周明站在她身後，看著她的背影。她穿著一件舊的家居服，頭發隨便紮著，手在水裏泡得紅紅的。
他從口袋裏掏出那個小盒子，放在餐桌上。深藍色的，天鵝絨的，巴掌大小。
“這是什麽？”他老婆轉過身，看見了。
“我爸的獎章。”
她走過來，拿起盒子，開啟。銅質的獎章在燈光下亮亮的，五角星的棱角是尖的。她把獎章翻過來，看見那行刻字。
“給我兒子明明。”
她抬起頭，看著周明。他的眼睛是紅的，但沒有淚。他隻是站在那裏，穿著睡衣，頭發有點亂，像一個剛哭完的孩子。
“你拿回來了？”她問。
“嗯。”
“你爸會高興的。”
周明沒有說話。他把獎章從盒子裏拿出來，放在手心裏。銅質的，涼涼的，滑滑的。五角星的棱角紮著他的手指，有一點點疼。
他把它放在書房的抽屜裏，和那個牛皮紙信封放在一起。信封裏有一串鑰匙、一張工作證、一個存摺、一張醫保卡、一張發票，和一枚棱角被磨圓了的獎章。現在，多了一枚棱角尖尖的。
他站在書房裏，穿著睡衣，光著腳。地板是涼的，但他沒有穿拖鞋。他看著抽屜裏的那些東西。一個工人的一生。七樣東西。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裏，用透明膠帶纏了好幾圈。
他關上抽屜，走進衣帽間。那件灰色羊絨大衣還掛在那裏，和那些西裝、襯衫、領帶掛在一起。灰色在一排深色正裝中間，像一個沉默的老人，站在一群年輕人中間。
他伸出手，把大衣的領子翻起來，又翻下去。把袖口扯平，讓袖子的褶皺對齊。把衣擺拉直，讓下擺自然垂落。和他父親做的一模一樣。
他的手指在領口內側那塊磨損上停了一下。然後他把手放下來，關掉燈，走出了衣帽間。
他老婆已經關了客廳的燈，臥室的門開著，裏麵亮著床頭燈。他走進去，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
“關燈嗎？”他老婆問。
“關吧。”
燈滅了。屋子裏暗下來，隻剩下窗簾縫隙裏透進來的路燈光，橘黃色的，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細細的光線。
周明閉上眼睛。他看見了那扇窗戶。五樓的，關著的，窗簾拉著。但他知道，那扇窗戶後麵，有一盞綠色的台燈，一張鋪著白床單的單人床，一個鞋盒，裏麵裝著三十年的成績單、獎狀、照片，和一枚沒有人摸過的獎章。
但他把那枚獎章拿走了。
他睜開眼睛，翻了個身。他老婆已經睡著了，呼吸很輕，很慢。他伸出手，把她的被子往上拉了拉，蓋住她的肩膀。
然後他又閉上眼睛。
這一次，他看見了父親。站在月台上，站在雨裏。穿著一件灰色羊絨大衣，大衣濕了，但他沒有躲。他在等一個人回頭。
那個人回頭了。在很遠的地方，在一個他不知道的年份，在一個他看不見的時刻。但那個人回頭了。
那個人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