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內外三百年 第53章 染工登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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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染工登殿

第一節：朝堂傾軋

長慶二年（822年），隨著裴度被排擠出朝，以李逢吉、元稹為核心的宰執集團徹底把持了朝政。然而，權力的蜜月並未持續太久，同盟內部便因爭權奪利而迅速瓦解。

李逢吉，這個“性忌刻，險譎多端”的政客，深知元稹文名甚著，且與宦官有舊，恐其威脅自己的地位。他利用元稹急於立功、插手軍事（時元稹試圖結交宦官魏弘簡，乾預對成德戰事）的心理，暗中指使他人誣告元稹“謀刺裴度”。儘管此事查無實據，但在李逢吉的運作下，穆宗還是將元稹罷為同州刺史。曾經的詩壇翹楚、一度接近權力巔峰的元稹，其政治生命就此草草收場。

驅除了元稹，李逢吉大權獨攬。他進一步援引黨羽，如戶部侍郎牛僧孺、禮部侍郎李程等人入相，形成了以其為首的“李黨”雛形（雖與日後牛李黨爭性質不儘相同，但已開黨爭傾軋之風）。他們排斥異己，凡不依附者，儘數貶逐。朝堂之上，正氣凋零，隻剩下阿諛奉承與朋比結黨。

穆宗李恒對此似乎並不在意，或者說，他已無力也無心去掌控複雜的朝局。他滿足於李逢吉等人將政務處理得“井井有條”，使他能夠從繁冗的國事中解脫出來，儘情享受皇帝的奢靡生活。他沉迷於遊獵、擊鞠（馬球）、宴飲，常常一擲千金，賞賜無度。宮中用度，較之憲宗時代，倍增不止。

一次，穆宗欲遊幸華清宮，時任諫議大夫的鄭覃（名臣鄭珣瑜之子）、李渤等人聯名力諫，認為國喪未久（指憲宗喪期），且河北新叛，不宜逸遊。穆宗竟問宰相：“彼何人斯？”得知是諫官後，雖表麵納諫，止了此行，但內心頗為不悅，對李逢吉抱怨道：“此輩好名，欲以直諫邀譽耳。”其昏聵之態，與虛心納諫的祖輩判若雲泥。

第二節：府庫空虛

穆宗的揮霍無度，加之對河北用兵（雖無果而終）的巨大耗費，以及維持龐大官僚和軍隊體係的日常開支，使得憲宗時代通過劉晏、李巽等人改革以及平定藩鎮後略有積蓄的國庫，迅速變得捉襟見肘。

此時，帝國的財政命脈——東南漕運，也因管理不善和地方截留而問題叢生。主管財政的判度支（先是王播，後是崔植）等人，並非裴延齡、皇甫鎛那樣的聚斂之臣，但也缺乏開源節流的良策，隻能勉強維持，甚至不得不挪用備邊經費和官吏俸祿來填補窟窿。

為了滿足宮廷和朝廷的用度，唯一的辦法便是加大對尚且控製區域百姓的盤剝。兩稅法的“量出製入”原則，在此刻變成了無底洞般的橫征暴斂。地方官吏為了完成考課，往往在正稅之外，加征各種名目的雜稅，如“折糴”、“和雇”、“攤逃”等，將因戰亂和銷兵逃亡農戶的賦稅，強行攤派到未逃亡的鄰裡身上，導致更多的百姓破產流亡。

江淮一帶，本是魚米之鄉，此時卻出現了“萬戶蕭條鬼唱歌”的淒慘景象。詩人白居易此時雖遠離中樞，任杭州刺史，但其詩中仍不乏對民間疾苦的描繪，如“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之類的慘狀，並非完全的藝術誇張。

而神策軍及其衍生出的“神策行營”駐軍，因其特殊的地位和宦官背景，更是成為地方一霸。他們不僅享受著最優厚的待遇，還常常欺行霸市，強占民田，地方官不敢過問。長安城中，五坊小兒的惡行雖在穆宗初年被短暫抑製，但隨著政局的**，很快又故態複萌，甚至變本加厲。

第三節：張韶舉事

就在朝堂上下醉生夢死，民間怨聲載道之際，一場近乎荒誕卻又發人深省的鬨劇，在長安皇城之內驟然上演。

長慶四年（824年）四月，長安城中一位名叫張韶的染坊工匠，與一位以占卜為業的江湖術士蘇玄明交往密切。一日，蘇玄明為張韶占卜，煞有介事地說道：“我為你算了一卦，你有帝王之相，將來必能升禦座，與我共食於殿上。”

這本是術士信口開河的妄言，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張韶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目睹朝廷**、民生艱難，加之自身可能也受了些官府或權貴的欺壓，胸中積鬱著一股無名之火。蘇玄明這番話，如同火星濺入了乾柴堆，點燃了他心中那點瘋狂的念頭。他竟真的與蘇玄明密謀，準備“殺進皇宮，坐坐龍椅”！

他們利用張韶在染坊工作、常運送染材入宮的便利，暗中聯絡了百餘位同樣對社會不滿的市井無賴、工匠、遊俠兒，將兵器藏在運送紫草（染料）的車中，準備混入大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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