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升大羅天後才發現是洪荒 第24章

    1935年的春寒比往年來得更久，正月底的上海閘北，巷口的積雪融了又凍，青石板路滑得能照見人影，踩上去咯吱響，像極了難民們凍得發僵的骨頭在打顫。朝歌膳房的木門早被潮氣浸得發黑，門軸缺了油，推開時發出“吱呀——”的哀鳴，跟巷子裡斷斷續續的咳嗽聲混在一起，透著股說不出的淒涼。

朱成碧正蹲在灶前刮鍋垢，鐵鏟蹭著發黑的鍋底，發出刺啦刺啦的響——鍋裡熬的是稀得能照見人影的野菜粥，粥麵上飄著幾片枯黃的薺菜葉，是阿強冒著雪從郊區的野地裡挖的，還摻了點去年剩下的碎玉米，顆粒分明，卻帶著股陳腐的黴味。“糧農說，今年華北旱得更凶，黃河邊的地裂得能塞進拳頭，連種子都留不下，”阿強早上回來時凍得嘴唇發紫，“這碎玉米還是他藏在炕洞裡才沒被日軍搜走的，說‘給逃難的鄉親們填肚子，比被鬼子搶去喂馬強’。”

灶台上擺著個豁口的粗陶碗，碗裡盛著半塊硬邦邦的糠餅，餅上還沾著點草屑，是今早一個從北平逃來的學生留下的。那學生叫沈青，十七八歲的年紀，穿的藍布學生裝滿是補丁，袖口磨得露了棉絮，手肘處還破了個洞，露出裡麵的舊棉花。他懷裡緊緊抱著個鐵皮收音機零件盒，盒蓋用鐵絲捆著，生怕散了：“日軍占了北平的學校，說我們‘宣傳抗日思想’，把課本全堆在操場上燒了，火苗竄得比屋頂還高。我連夜逃出來，走了二十多天，白天躲在莊稼地裡，晚上趕路，就靠這點糠餅撐著，有時候一天就啃一口。”

阿福蹲在旁邊擦竹籃，竹籃的提手斷了一根，用麻繩緊緊捆著將就用，竹條上的毛刺颳得他手心發紅。“陳太太，巷口的日軍崗哨又加了鐵絲網，”少年的手凍得發紫，指節上裂著好幾道小口子，滲著血絲，他卻渾然不覺，“今早送粥去難民營，看見兩個偽軍在搜難民的包袱，連孩子的尿布都要翻開看，還罵罵咧咧的，說‘防著藏抗日傳單’。有個老婆婆不肯讓搜，被他們推在地上，包袱裡的半袋小米撒了一地，老婆婆趴在地上撿，他們還笑著踩……”

朱成碧停下手裡的鐵鏟，往灶裡添了根濕柴，火苗蔫蔫地跳了跳，冒出的濃煙嗆得她不住咳嗽，眼淚都流了出來。“張嬸呢？讓她把後院那批舊棉衣拆了，重新絮點蘆花，”她抹了把眼角的淚，聲音帶著點沙啞，“昨兒個來的那個張老太，凍得連路都走不動，身上的單衣薄得像張紙，風一吹就貼在身上，再不添點暖和的，怕是熬不過這幾天。蘆花是阿強上禮拜去河邊割的，曬得乾，比棉花輕便，也能擋點寒。”

話音剛落，張嬸就扶著個拄柺杖的老木匠進來了。老木匠姓周，六十多歲的年紀，頭發全白了，梳得卻整齊，左手少了兩根手指，空蕩蕩的袖口晃著，是在天津修鐵路時被日軍的刺刀砍的——當時他不肯給日軍抬炮，被日軍抓住，硬生生剁了兩根手指。“姑娘，求口熱粥喝，”老人的聲音發顫，柺杖頭磨得發亮，一看就拄了很多年，“天津的鐵路被日軍占了，他們抓我們去修炮樓，白天乾十五個時辰的活，晚上就關在茅草棚裡，吃的是摻沙子的高粱米。我偷偷跑出來，老伴和兒子都被他們殺了，兒子才十六歲，就因為多說了句‘鬼子不是人’，就被他們用槍托活活打死……”

朱成碧趕緊舀了碗熱粥遞過去，粥勺碰到碗沿，發出清脆的響。她又從灶台上拿了塊凍豆包——是前幾天蒸的，用的是最後一點小米麵，蒸出來的豆包又小又硬，卻帶著股淡淡的米香：“您慢點喝，粥燙。後院有柴房，鋪了稻草，您先住著，等天暖和點，再想辦法。要是您不嫌棄，以後就幫著膳房修修桌椅，咱們有粥一起喝。”

周木匠接過粥碗，手抖得厲害，粥灑了些在手上，他卻沒擦，隻是一個勁地說“謝謝姑娘，謝謝姑娘”，眼淚掉在粥碗裡，漾起一圈圈漣漪。

陳玄這時從外麵回來，灰布棉袍上沾著雪，領口彆著個銅製煙盒，煙盒很舊，表麵的銅綠都磨掉了些——這是地下黨聯絡員老吳給的，裡麵藏著張用米湯寫的密信，得用醋熏才能顯影。他進門先跺了跺腳上的雪，雪沫子落在青磚地上，很快化成水：“華北出事了，”他把煙盒輕輕放在灶台上，聲音壓得很低，生怕被外麵的人聽見，“日軍逼著國民政府簽了《何梅協定》，把河北、察哈爾的主權全讓出去了，現在北平、天津到處都是日軍的崗哨，老百姓稍微多說一句‘抗日’，就被抓去‘問話’，好多人進去了就沒出來。”

他頓了頓，從懷裡掏出張皺巴巴的傳單，傳單邊緣都磨破了，上麵印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黑體字，是沈青從北平帶來的：“沈青說，北平的學生都在罷課遊行，舉著標語喊口號，卻被軍警用水龍和警棍打，水龍裡的水是冰的，澆在身上，凍得人直打哆嗦。好多學生都被抓進了監獄，監獄裡連個像樣的床都沒有，隻能睡在地上，每天就給一碗冷粥。”

朱成碧接過傳單，小心地摺好，藏進賬本夾層——賬本已經用了兩年，紙頁都泛黃了，裡麵還夾著去年張營長留下的半塊凍豆包和那片乾枯的楓葉，凍豆包早就硬得像石頭，楓葉卻依舊紅得刺眼。“咱們藏在灶膛夾層的草藥，沒被發現吧？”她問，眼裡滿是擔憂——那是老魏上月從皖南送來的柴胡和金銀花，是治感冒和痢疾的良藥，現在外麵根本買不到。

陳玄搖頭，走到灶膛邊，用鐵鏟輕輕撥開灶灰，露出裡麵的夾層：“放心，我用‘掩氣訣’把藥味蓋住了，就算日軍來查，也隻會以為是灶灰味。隻是糧越來越少了，剛纔去米行，王老闆說，日軍把上海周邊的糧庫都封了，隻許賣摻了沙子的‘混合米’，還賣得死貴，一斤要五十文，比上個月貴了兩倍。”

入春後，天還是冷得刺骨，刮的風像刀子一樣，割在人臉上生疼。難民營裡的人越來越多，大多是從華北逃來的，有的衣衫襤褸，有的帶著傷，還有的懷裡抱著餓得哭不出聲的孩子。朝歌膳房的粥鍋從早到晚都沒停過，卻還是不夠分，晚來的人隻能喝到些粥水，連野菜葉都撈不著。

有天早上，朱成碧剛推開店門，就看見巷口躺著個奄奄一息的女人。女人穿的棉襖破得露了棉絮，懷裡緊緊抱著個剛出生的嬰兒，嬰兒用塊破布裹著，臉凍得發紫，連哭聲都微弱得像小貓叫，隻有胸口微微起伏，證明還活著。“這是從保定逃來的，”旁邊一個賣烤紅薯的老漢歎著氣說，“她男人被日軍抓去當勞工，說是去修工事，到現在都沒回來。她懷著孕逃出來，在路上生的孩子，沒吃的沒喝的，已經兩天沒閤眼了，昨晚就躺在這兒，我給了她塊烤紅薯，她捨不得吃，全喂給孩子了。”

朱成碧趕緊上前，小心翼翼地把女人扶起來，女人的身體燙得嚇人，嘴裡還喃喃地說著“水……孩子……”。她讓阿福去燒鍋熱水，又從自己的箱子裡翻出件舊棉襖，是陳玄給她做的，雖然有點舊，卻很厚實，她毫不猶豫地拆了，取出裡麵的棉花，給嬰兒做了個小繈褓。陳玄這時也回來了，見狀趕緊用指尖在嬰兒眉心點了點，一縷淡金色的暖光注入——嬰兒的哭聲終於大了些，小手還抓了抓繈褓，女人看著孩子，眼淚掉在繈褓上，暈開一小片濕痕：“謝謝你們，你們是我們娘倆的救命恩人……要是孩子能活下來，我一定讓他記著你們的好。”

沈青這時也過來幫忙，他蹲在旁邊給女人喂水，動作很輕，生怕弄疼了她。沈青會修收音機，前幾天把膳房裡那個破舊的收音機修好了，每天晚上都能收到北平的抗日廣播。“今晚有重要訊息，”沈青除錯著收音機，旋鈕上的漆都掉光了，露出裡麵的金屬，“聽說紅軍到了陝北，要跟東北軍合作抗日，咱們終於有盼頭了！以後再也不是咱們自己跟鬼子拚了，會有更多人跟咱們一起抗日！”

難民們聽到這話，都圍了過來，擠在收音機旁，屏住呼吸聽著。收音機的訊號不太好，滋滋啦啦的，卻沒人抱怨。當廣播裡傳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時，有人忍不住哭了起來，一個從東北逃來的老漢抹著淚說：“要是早這樣，咱們的孩子也不用遭這份罪了……我兒子要是還在，也能跟著紅軍一起打鬼子了。”

入夏後，上海的天氣變得悶熱，像個大蒸籠，讓人喘不過氣。難民營裡開始流行痢疾，不少難民上吐下瀉，渾身無力，卻沒藥治。朱成碧和陳玄急得團團轉，老魏送來的草藥早就用完了，去藥鋪買，藥鋪老闆卻搖著頭說“日軍把治痢疾的藥都扣了，說是‘軍用物資’，老百姓想買都買不到，就算有，也貴得離譜，一般人根本買不起”。

周木匠這時拄著柺杖走過來，他手裡拿著一把野菜，葉子綠油油的，是馬齒莧。“姑娘，這種草能治痢疾，”老木匠的聲音很肯定，“我在天津的時候，村裡鬨痢疾，沒錢買藥，就靠吃這個好的。這種草到處都是，郊區的田埂上、河邊都有，咱們去挖點回來，煮水給生病的難民喝，肯定管用。”

朱成碧聽了，趕緊讓阿福和阿強跟著周木匠去挖馬齒莧。中午的太陽曬得人頭暈，地麵滾燙，他們卻不敢停，手裡的鐮刀不停地割著，汗水順著臉頰往下淌，滴在地上，很快就乾了。周木匠雖然少了兩根手指，卻割得很麻利，他說“多挖點，能救一個是一個，咱們不能看著鄉親們活活病死”。

挖回來的馬齒莧洗乾淨，放進大鍋裡煮，水開後，一股清苦味飄了出來。朱成碧給每個生病的難民舀了一碗，看著他們喝下去，心裡既期待又緊張。沒想到第二天，真的有難民說“不拉肚子了，身上也有力氣了”，朱成碧鬆了口氣，趕緊讓張嬸把剩下的馬齒莧曬乾，藏在醃菜缸底，以備不時之需。“還是周師傅有辦法，”朱成碧笑著說，“等以後太平了，咱們請您做套新傢俱，放在膳房裡，讓大家都記住您的功勞。”

周木匠擺了擺手，笑得很樸實：“姑娘，彆說這些客氣話，咱們都是中國人，互相幫忙是應該的。隻要能把鬼子趕出去，我就算是累死，也心甘情願。”

七月的一天，天陰得像要下雨，卻沒掉一滴淚。日軍突然在閘北進行“大搜查”，說是“抓捕共黨分子”，街上到處都是穿黃軍裝的日本兵和偽軍，手裡拿著“可疑人員名單”，挨家挨戶地查，稍有不順從，就拳打腳踢。

十幾個日本兵踹開朝歌膳房的門，軍靴踩在青磚地上，發出沉重的響聲。他們翻箱倒櫃地查，碗碟摔得滿地都是，連醃菜缸都要掀起來看，缸裡的鹹菜撒了一地，散發著酸味。沈青藏在柴房的收音機零件盒被搜了出來，一個滿臉橫肉的日本兵舉起軍刀就要砍，嘴裡還喊著“八嘎！抗日分子！”。

周木匠突然撲上去，用身體擋住沈青，他的柺杖掉在地上，發出“哐當”一聲響：“他隻是個學生，你們彆殺他！要殺就殺我！我是中國人，我不怕你們！”

日本兵一腳把周木匠踹倒，周木匠摔在地上，嘴角流出血來，卻還是掙紮著要爬起來。日本兵的軍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冰涼的刀鋒貼著麵板，周木匠卻沒怕，眼睛瞪著日本兵：“你們這些鬼子，遲早會被我們趕出去的！中國人民是不會屈服的！”

陳玄趕緊上前，從懷裡掏出幾盒日本煙，又塞了些銀元給那個日本兵，臉上陪著笑：“太君，誤會，都是誤會！他隻是個木匠，腦子不太好使，這學生是來投奔親戚的，不懂事，您彆跟他們計較。這些煙和錢，您拿著，買點酒喝。”

日本兵收了煙和銀元，臉色緩和了些，對著其他日本兵擺了擺手：“走！”說完，還狠狠踹了周木匠一腳，才揚長而去。

等人走後，大家趕緊把周木匠扶起來，張嬸用布條幫他擦嘴角的血，沈青扶著周木匠，眼淚掉了下來：“周師傅，謝謝您……都是我不好，連累了您。”

周木匠笑了笑，拍了拍沈青的手：“傻孩子，說什麼連累不連累的。咱們都是一家人，我不保護你，誰保護你？你是學生，是國家的希望，以後還得靠你們建設國家呢。我這把老骨頭，挨幾腳沒事，隻要你沒事就好。”

入秋後，時局更亂了。日軍在上海增兵，軍艦停在吳淞口，炮口對著閘北，像一頭凶猛的野獸，隨時準備撲上來。每天都有飛機在天上盤旋，撒著“中日親善”“大東亞共榮”的傳單，傳單飄在地上，被難民們踩在腳下，誰也不看。

難民們越來越怕，有的想往南方逃，卻發現路都被日軍封了，路口設了崗哨，盤查得很嚴，“說是‘防止流民鬨事’，其實就是不讓咱們走，想把咱們困在這裡，當他們的‘順民’。”一個從南京逃來的難民說，“我聽說南京那邊也不太平，日軍在周邊修了很多炮樓，怕是遲早要打過來。”

朱成碧和陳玄商量著，得把膳房的物資轉移到租界裡，閘北太危險了，隨時可能被日軍搜查，物資要是被搜走，難民們就沒了指望。他們找杜先生幫忙，杜先生在租界裡有個小倉庫，平時用來放洋行的貨物，現在正好空著。“現在閘北太危險了，”杜先生坐在膳房的板凳上，喝著小米粥，“日軍隨時可能動手，你們得早做打算，最好把難民也轉移到租界邊緣，至少租界裡有工部局管著，日軍不敢太放肆，能安全點。”

朱成碧點了點頭：“謝謝您，杜先生。我們這就準備，明天一早就轉移物資。”

轉移物資那天，天還沒亮，巷子裡靜悄悄的，隻有偶爾傳來的狗叫聲。阿福、阿強、沈青、周木匠一起幫忙，把草藥、棉衣、糧食裝進竹籃，陳玄用“掩氣訣”蓋住物資的味道，避免被日軍的軍犬聞到。大家趁著日軍換崗的間隙，悄悄往租界走，每個人都提著心，生怕被發現。

路上遇到偽軍盤查，偽軍手裡拿著手電筒，照得人睜不開眼。“乾什麼的？這麼早要去哪裡？”偽軍的聲音很粗，帶著不耐煩。

沈青趕緊上前，從懷裡掏出張假的“租界洋行工作證”——是周木匠用木頭刻的，雖然粗糙，卻能糊弄人：“長官，我們是洋行的夥計，去租界送貨物，要是晚了，老闆要罵人的。”

偽軍接過工作證，看了看，又用手電筒照了照竹籃，竹籃裡蓋著布，看起來像是普通的貨物。他又問了幾句，見沈青回答得流利，才揮了揮手：“走吧走吧，彆耽誤老子睡覺。”

大家鬆了口氣，趕緊加快腳步，往租界走。到了倉庫，大家都累得滿頭大汗，卻沒人抱怨，趕緊把物資搬進去，擺得整整齊齊。朱成碧看著堆在角落裡的物資，心裡卻沉甸甸的：“還有好多難民沒轉移出來，咱們得想辦法把他們也接過來，不能把他們留在閘北。”

陳玄點頭：“我跟老吳聯係，他說地下黨有秘密通道，能把難民從閘北送到租界，就是通道有點窄，隻能容一個人走，得慢慢來。”

十月的一天，秘密通道開通了。通道入口在閘北一個廢棄的菜窖裡，出口在租界邊緣的一個破廟裡，很隱蔽，不容易被發現。朱成碧和陳玄帶著難民，沿著通道往租界走。通道又窄又黑，伸手不見五指，隻能靠前麵的人拿著火把照明，火把的光忽明忽暗，映著難民們疲憊的臉。

孩子們嚇得哭，大人們就抱著他們，小聲安慰：“彆怕，很快就能到安全的地方了，到了那裡，就有熱粥喝，有暖和的衣服穿。”有個三歲的小男孩，一直緊緊抓著媽媽的手，眼睛睜得大大的，說“媽媽，我不怕，我要跟叔叔阿姨一起打鬼子”，引得大家都笑了，通道裡的緊張氣氛也緩解了些。

走到一半，通道突然塌了一塊，石塊掉下來，壓住了一個老奶奶的腿。老奶奶疼得叫出聲，大家都慌了，陳玄趕緊上前，用仙力把石塊移開，自己的手卻被石塊劃傷了，流著血。“陳老闆，您沒事吧？”難民們圍上來，眼裡滿是愧疚，“都怪我們，要是我們走快點，就不會出事了。”

陳玄搖了搖頭，用布條包紮好傷口：“沒事，一點小傷，不礙事。大家趕緊走，彆耽誤時間，要是天亮了，就危險了。”

等把最後一個難民送進租界，天已經亮了。朱成碧看著難民們在倉庫裡安頓下來，有的在鋪草蓆，有的在煮熱水，有的在給孩子餵奶，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沈青除錯著收音機，廣播裡傳來紅軍在陝北打勝仗的訊息，大家都歡呼起來，有的還鼓起了掌，倉庫裡充滿了久違的笑聲。

十一月初，下起了冷雨，淅淅瀝瀝的，下得人心裡發悶。租界裡的日子也不好過，日軍的特務經常來查，問東問西，還盯著倉庫裡的難民，說“這些人都是‘不穩定因素’”。杜先生的洋行也被盯上了，日軍說他“資助抗日分子”，要封他的洋行，還好杜先生找了租界的工部局幫忙，送了些錢，才暫時沒事。

朱成碧和陳玄開始在租界裡擺攤，賣些自己做的醃菜和凍豆包，賺點錢買糧食和草藥。醃菜是用租界裡買的白菜做的，雖然不如家裡的好吃，卻也能下飯；凍豆包用的是從糧農手裡買的雜糧麵，蒸出來的豆包有點糙，卻很頂餓。

阿福和阿強負責擺攤，他們把攤子設在租界的菜市場旁邊，每天天不亮就去占位置。阿福會吆喝：“醃菜嘞！凍豆包嘞！自家做的，乾淨又好吃！”阿強則負責收錢，他把錢放在一個鐵盒子裡，小心翼翼的，生怕丟了——這可是大家的救命錢。

沈青負責傳遞訊息，他經常去租界裡的學校，跟學生們聯係，把北平、天津的抗日訊息告訴大家，再把上海的情況傳給地下黨。周木匠則幫著租界裡的居民修些傢俱，桌子、椅子、櫃子，隻要能修的，他都修，居民們會給些糧食或者錢，周木匠把這些都交給朱成碧，用來補貼難民。

張嬸帶著女人們縫棉衣，她們把從舊貨市場買來的舊衣服拆了，重新絮上蘆花，縫成棉衣，給孩子們穿。雖然條件艱苦，卻沒人抱怨，大家都覺得，隻要能在一起，能為抗日出份力，再苦也值得。

有天擺攤時，阿福遇到了之前在閘北認識的報童阿毛。阿毛的腿被日軍打斷了，隻能拄著柺杖賣報，報紙用繩子掛在脖子上，聲音沙啞地喊著“賣報嘞！賣報嘞！北平學生大遊行！”。“阿福哥，”阿毛看到阿福，眼裡泛起了光，“閘北好多房子都被日軍燒了，朝歌膳房也被燒了，我路過的時候，看見膳房的木門都被燒黑了，裡麵的東西全沒了……”

阿福聽了，眼淚掉了下來，手裡的醃菜壇子差點掉在地上：“咱們的家沒了……咱們在閘北的家沒了……”

朱成碧知道後，心裡很不好受，卻還是安慰大家：“隻要咱們人在，家就還在。膳房燒了沒關係，以後咱們再建一個，比以前的更好。等把鬼子趕出去，咱們就回閘北，重新開起朝歌膳房，還做小米粥，還蒸凍豆包，讓大家都能吃上熱乎的。”

十二月初，上海的學生們舉行了大規模的抗日遊行，從南京東路走到外灘，學生們舉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標語，喊著口號，聲音震天響。不少工人和商人也加入了遊行，隊伍越來越長，像一條長龍，在上海的街頭湧動。

朱成碧和陳玄帶著難民們，推著板車，車上放著涼粥和凍豆包，給遊行的學生送水和吃的。“你們辛苦了，喝點水，吃點東西，有力氣繼續遊行！”朱成碧把水遞給學生們，“你們是好樣的，中國有你們，纔有希望！”

沈青也加入了遊行，他舉著傳單，大聲喊著口號，臉漲得通紅：“咱們不能再忍了，要跟鬼子拚到底！要讓全世界知道，中國人民是不會屈服的！”

遊行結束後，沈青帶回了個好訊息：“北平、天津的學生也舉行了遊行，全國的學生都在響應，咱們的救亡運動越來越大了！好多愛國商人也開始捐錢捐物，支援抗日，以後咱們的物資會越來越多，抗日的力量也會越來越大！”

大家聽了，都很興奮，圍在一起討論著，眼裡滿是希望。周木匠說：“要是我兒子還在，肯定也會參加遊行，他從小就有誌氣，說長大了要當軍人，打鬼子。”張嬸也說：“等我孫子長大了，我也要讓他去抗日，把鬼子趕出去，讓他過上太平日子。”

除夕那天，租界裡的倉庫很熱鬨。朱成碧煮了鍋紅薯粥，紅薯是從郊區的農民手裡買的，雖然有點小，卻很甜。她還做了些凍豆包，用的是最後一點白麵，雖然不多，卻讓大家感受到了年味。

周木匠用剩下的木頭，給孩子們做了些小玩具，有小木槍，有小木馬，孩子們拿著玩具，在倉庫裡跑著鬨著，笑聲不斷。沈青給大家講北平的故事，講學生們如何罷課，如何跟軍警對抗，聽得大家都很入迷。張嬸帶著女人們唱著抗日的歌謠，歌聲雖然不專業，卻很響亮，在倉庫裡回蕩。

陳玄看著大家，心裡很感慨：“雖然咱們現在在租界裡，日子很苦，沒什麼好東西，卻很熱鬨，像一家人一樣。隻要大家團結在一起，互相幫助，就一定能熬過去。明年，咱們一定會看到更多的人站起來抗日，一定會把鬼子趕出去，一定會迎來太平的日子。”

朱成碧點了點頭，從賬本裡拿出那片乾枯的楓葉和半塊凍豆包，放在桌上：“這是張營長留給咱們的，也是咱們的念想。明年，咱們要把這些念想變成行動，為抗日出更多的力，幫助更多的難民，讓更多的人加入抗日的隊伍。”

窗外的雨還在下，卻擋不住倉庫裡的暖意。大家圍在一起，喝著熱粥，吃著凍豆包，聊著天，雖然身處亂世，卻充滿了希望。朱成碧知道，1935年的日子雖然苦，有離彆，有傷痛，卻也有團結，有堅持。隻要大家心中的抗日之火不熄，隻要大家還在互相支撐，就總有一天能把鬼子趕出去，能迎來家國平安的那一天。

賬本的最後一頁，朱成碧用鉛筆寫下：“一九三五年除夕，雨，與難民四十餘人共度於租界倉庫。粥雖稀，情卻暖；屋雖小，誌卻堅。願來年，抗日烽火燎原，百姓重歸家園，山河無恙，家國安寧。”

寫完，她把賬本合上，放在桌上。火光映在賬本上，照亮了“家國平安”四個字，也照亮了這亂世裡，大家心中那團不滅的希望之火。這火苗雖然微弱，卻能彙聚成燎原之勢，支撐著大家，熬過一個又一個黑夜，等著春天的到來，等著勝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