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自己在大宋時代的曆史責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秦剛曾以“靖康之恥”為重要目標點：
一則，算了距離靖康元年還有二十多年！這麼長的時間，看看如今已初見成效的流求，還有南洋及北方九州基地，按照當時的“猥瑣發育”策略，秦剛相信，建立起一支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不僅可以到時抵擋住北方女真的鐵騎，甚至包括平定西夏、南收交趾等宋王朝一直未曾恢複的漢唐疆域，理應都不在話下！
再則，這些年來，如趙駟、宮十二這些篳路藍縷、一路走來的死忠之士，對於趙宋皇朝取而代之的想法一直十分強烈。隻是，身處於這個時代，秦剛更是深刻地理解，一個王朝的興衰更迭，絕非簡單的能者居之這麼簡單。龍椅上的皇帝，不再是單純的一個人，而是此時所有階層、勢力以及內外各種力量之間的最大公約數。所以，昏君會有很多，亡國之君仍然需更多條件。
這也是在真實曆史軌跡中，即使是昏庸無道的趙佶，夥同無法無天的北宋六賊，將整個大宋天下折騰得山河無色、家破人亡後，卻依舊還能穩坐龍椅那麼多年。若不是女真鐵騎南下，將如錦似畫的中原大地生靈塗炭，隻怕這個無德無能之君，還真能在這個皇位之上善始善終。
實際上，經受過現代文明教育過的秦剛，並冇有太強烈的要滿足自己臨朝稱帝的私慾，而無腦地沿襲弊端橫生的君主製。秦剛雖然認為自己足以做個開國明君，可他又如何保證世襲的後代中，不會再出現諸如秦二世胡亥、晉惠帝司馬衷以及眼前的這個趙佶這樣的不肖子孫呢？
當然，秦剛更清楚，來自現代國家文明中的各種民選政治、民主體製，同樣也無法生搬硬套到眼前的大宋社會中。任何時代的政治體製，最終都是與此時的經濟發展、文化進步、社會階層以及民智開化程度息息相關。
秦剛在流求能獲得的一係列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方麵的變革成功，有著三個重要的基礎條件：其一是流求冇有曆史舊賬，未曾受到傳統皇權影響；其二流求地理封閉，各項改革都容易在一個全新的單一社會環境中試錯並及時調整；其三便是得到了秦觀等第一批開拓者的君子品行保障，同樣成為難以逾越的寶貴政治資產。
要想把流求模式推向全天下，秦剛首先得嘗試讓它們在東南各路小心推廣。因此，眼下既不能與北方的朝廷徹底翻臉，更還得在杭州這裡保留並舉起尊崇太子趙茂的旗號！
秦剛需要足夠的時間與空間，來慢慢消化並實現這些政治改革的推進成果。
比如，回到杭州之後，縱使有了呂惠卿等人儘心儘力地協助，秦剛仍然可以感覺到地方縉紳力量的製約作用。他們在事實上掌握了民間的輿論和法律，尤其在之前的京東東路，無論是想訓練鄉兵、征集糧草、購買物資等等，幾乎都離不開縉紳階層的態度與意見。而也是在那裡有了他們的支援，才能在不動刀兵的前提下，悄無聲息地和平接收了一路之地。
同樣，在眼下未能觸及的多數中原各路，更多的都是支援正統朝廷的縉紳。隻有與流求相鄰的東南幾路，或者是被蔡京一黨魚肉荼毒得忍無可忍、或者是羨慕於流求那裡蒸蒸日上的海貿豐利而動心不已，東南縉紳作出了最正確的選擇，最終也支援著這幾路的官吏投向了秦剛與太子這邊。
從根本而言，地方縉紳力量往往更傾向於執行模糊的政治態度，不管誰掌握政治權力，隻要不公開洗劫並消滅他們，他們甘願為任何人效力。在之前的千百年曆史中，強秦盛漢過去了，三國魏晉過去了，南北朝及隋唐也都過去了，不論誰做皇帝，他們永遠都是地方資源的直接掌握者，永遠隻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與存在而奔走努力，隻要是皇權，他們都願意低頭合作。
即使在外族入侵、山河淪喪時，那些中原縉紳，同樣願意低頭接受女真人的統治，蒙古人的管理，縉紳永遠不會有什麼愛國情操！他們也不需要專一忠誠於哪個皇帝！
在大宋，唯一有所改變的，是出現了強大的士人階層。
雖然因為經濟條件，士人多出自於縉紳，又或者縉紳中多出士人。但士人因為深受儒家理唸的熏陶，自詡為天下道義的掌握者與擁護者，他們這一群體甚至產生出近似於宗教式的理想追求與信念堅持。尤以關西張載的“橫渠三句”為突出代表，士人階層突破了縉紳階層短淺的目光，將追求目標由小利轉化為大義，更在麵對外族入侵的關鍵時刻，大力宣揚並強調著民族氣節與忠君愛國的思想。
秦剛來到大宋之後，他自身的成長，同樣也在沿著士人成長路徑前進：讀書、科舉、為官、施政、義行天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是趙宋皇家最成功的政治投機，用這樣的一句話，就把天下士人的利益與自己捆綁在一起，使得無數士人甘願成為趙家家臣、皇宋鷹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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縉紳階層可以“有奶便是娘”，士人階層卻能堅持“捨生而取義”！
因此，秦剛需要足夠的時間，以經濟變革來拉攏縉紳，以文化變革影響士人！
秦剛的經濟變革分兩大抓手：貨幣發行與海貿管控。
一開始，包括呂惠卿在內的多數人都不明白秦剛為何非要爭奪大觀新錢的鑄錢業務。尤其是其中額外貼補銅料的高質量折十錢。在看到江南東路同樣將鑄錢業務轉包給杭州後，更覺得秦剛此事費心不討好——白白奉送了大筆錢息給了始作俑者的蔡京。
不過，秦剛卻信心滿滿地說了句富有哲理的話：“讓利箭再飛一會兒！”
很快，嗅覺靈敏的官員發現，秦剛之意非在銅錢，而是同為貨幣的四海錢引。
很簡單的道理，麵對蓬勃發展的經濟，折十錢雖然緩解了銅錢使用不方便的問題，但解決效果並不佳：以一折十，數量與重量隻是減少了有限的一點，真正動輒成千上萬貫交易的商人，還是需要銅錢以外的貨幣。
而立足杭州的四海銀行，因為參與南錢的鑄造，一下子積累起了足夠的金融信譽。如今天下商人都知道四海銀行除了擁有充足的銅料，還在各地分行裡，繼續推行他獨特的“金山銀海”的擔保實力。所以，當南錢逐漸占據市場主流後，四海銀行的紙鈔錢引，更是同步擁有了巨大的權威性。
紙幣的模式就是這樣，使用的人越多，它的幣值就越堅挺！幣值一旦堅挺，就不太會有人非要將它兌成現錢。
而隻有呂惠卿等極少數核心的高級官員才能從秦剛這裡獲知到真正的背後數據：大觀元年僅僅纔到七月，兩浙、福建以及麻逸、象林四地的錢監已鑄大觀新錢六十萬貫，幾乎頂得上大宋曆史上最高一年的鑄幣量。但是同時四海銀行所發行的四海錢引卻已達到一百五十萬貫。所以，若從賬麵計算，六十萬貫新錢裡大約有二十萬貫是代北方錢監所鑄，相當於白白贈送了朝廷約五萬貫的銅料貼補，但四海銀行發行的一百五十萬貫錢引，卻相當於收回了純純一百五十萬貫的錢息。
秦剛所言的那支離弦飛行的利箭，在穿越了一片撲朔迷離的迷霧之後，終於如他所言，“呯”地一聲擊中了最重要的目標。
而失去了銅錢作保證，蔡京在京城挑了幾家錢莊推行的所謂大觀錢引，竟然連京城錢莊的櫃檯都走不出去，除了他們自己，幾乎冇有外麵的商人與店鋪願意使用。
此外，海貿看起來隻是民間的行為。尤其是在東南各路，百姓隻要能夠籌足費用，購買或租到海船，再募齊出海的船員，就可來一場充滿著財富誘惑的海貿之旅。本錢足夠的，可以遠下南洋甚至更遠的西洋，本錢一般的，也可以跑跑高麗、倭國或流求路線，一樣可以獲取足夠的海貿收益。
但是不要忘了，無論是造船、船員培訓還是最終要保障海上安全的水師巡邏，這些海貿的核心資源，儘數掌握在了東南官府手裡，這些同樣也保證了海稅的完稅率遠高於其他稅賦，而其稅收總量也毫無爭議地排列第一。
實際上，東南對於海貿的管控，並非是通過官府批文等等的生硬手法，而是間接通過諸如海船售賣、船員培訓以及水師護航資格的調配來實現。如此一來，海貿這樣一塊東南地區最為重要的資源，不再像過去那樣，僅由一兩個衙門就能掌控，而是分散在多個不同部門中，相互都有製約與關聯。秦剛也為此重新改組了市舶司，大幅削減它原先的稽覈批覆權力，相應要求它增加了各種為海商服務與幫助的職能。
如此一來，兩浙及福建等地的百姓原本就生活相對富足，尤其是在剷除了朱勔的供奉局後，中等以上的人家，一年下來總會有些積蓄。親友相互拆借也好、合夥也罷，總是能夠弄上一兩條海船。市舶司還會幫助這些散戶組建成統一的船隊，並推薦合適的航線給他們。
實際上，隨著這些新興跑海人慢慢地成長起來，獨有的經濟結構與生活方式，將會將他們從原先的農民、工坊主、小商販群體中分離出來，成長為一個全新階層。而這一階層，也將會是最擁護東南實施的新政的主要人群。
在文化層麵的變革，秦剛則寄希望於格致學的繼續推廣。
新建的杭州格致院，秦剛把它安排在鳳凰山的萬鬆嶺。唐時在這裡初建的報恩寺此時還儲存了主要的殿堂，僧人早已不在。依其舊址改建，並命名為萬鬆書院。其實他隻是把曆史要到明朝纔會建的萬鬆書院提前誕生於此。
關於萬鬆書院的師資力量，秦剛一點都不用擔心。兩浙本就是人文勝地，傳統儒學無需擔心，而格致新學則有流求格致院為後盾支援，也不會有大的問題。隻有書院山長一職，責任重大，又需極富聲望之人才合適。
秦觀聽說後哈哈一笑道：“此事不難！此時在這杭州城中，正有一人最適合做這山長！”
秦剛喜道：“既是老師推薦，自是不會有偏差，不知會是哪位大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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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觀道：“杭州錢塘，清真居士周邦彥！此前他在京城任衛尉少卿、宗正少卿，卻因不滿蔡京專政，而上書乞假回了杭州，這不就是正好嗎？”
秦剛聽後便是喜出望外：
周邦彥，字美成，乃是與秦觀齊名的婉約詞大家，但他不似蘇軾、秦觀他們在詞意內涵方麵的開拓，卻在作詞的藝術形式、用字技巧方麵都堪稱集大成者，在總體創作上體現出了相容幷蓄，拮長棄弊的諸多成就。
而且周邦彥在詩詞之外的賦文創作能力極佳，其成名作《汴都賦》，就曾獲得“一賦得三朝帝王之眷”的美譽，並且書法造詣也極深。
周邦彥一直勤於讀書學習，其觀點雖偏向於新黨，但亦與舊黨諸人交情頗好，並在蔡京得勢之後，不願與其合流，更在士林中享有極高的聲譽。
書院山長，本來就是象征意義大於實際職能。真正負責進行實施並推進秦剛在文化變革推進的關鍵舉措，便是另一件大事——隨著萬鬆書院成立而創刊的學術期刊《文明》。
期刊的名字是秦剛深思熟慮之後確定的，而主持這份期刊的主編者，無疑還得是目前正在流求的喬襄文，包括他手下的一批精兵強將。
《文明》之刊名，取義於古籍中“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一句，意從文化傳承、開窗見明的角度，研究並傳授所有可用來認識和適應世界、能被絕大多數人認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發明創造的知識總和，這也成為了萬鬆書院的主體精神以及追求目標。
當然，這也得益於大宋時代對於學問研究及教育理念中的開放精神。
雖然此時，無論官學、私學，都圍繞著科舉的中心目標，提倡“學而優則仕”的教育理念。但是大宋文人並不滿足於經典文字考據中的因循守舊，他們對於儒家思想的理解與拓展，融入了更多的佛家、道家的哲學思想，其代表人物從周敦頤、邵雍、張載等人開始，再到程顥、程頤兩兄弟，開創了理學的概念。
大宋理學對於“理”的研究，並非隻是虛無縹緲的思想與哲學層麵，更是包含了對於宇宙的成因、本質以及各種客觀規律、科學定理的思考研究。
同樣，由王安石所創立的荊公新學，也是基於他們的政治目標，首先提出了“天人不相乾”的思想為核心的唯物主義自然觀，繼而提倡調查和“體驗”，主張學而知之、勤思好學的反映論。最終反映在他們主張用經義、論、策代帖經、墨義以取士，培養可為天下國家之用的實用型經世人才的選拔體係。
而雖然在教育取士理念上與之相對的蘇軾等人，同樣追求對於“道”的本質追求。蘇軾同樣是一位集儒釋道精華思想於一身的思想大家，他遵從客觀事物的規律，無論寫詩、行文還是施政，都要與客觀世界保持一致，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正是因為有著這些先賢大儒的親身實踐，秦剛在推行“格致之學”的過程中，纔沒有被世人視為“旁門左道”，甚至在最初就得到了大家蘇頌的擔綱鼎舉，至少在東南一帶，儼然已成為一門可立足的實用學問。
結合之前的勳章機製，在喬襄文的建議下，《文明》創刊號發行時，便公佈了特有的署名勳章規則：
凡投稿論文者，按“下中上”三等評定：下等不采用且不退稿，中等退稿並回覆相關修改意見，上等可發表；
能發表的文章亦有“初中高”三等評定：初等發表不積分，中等積一分，高等直接頒一星勳章。此外，凡積三分者，可兌一枚一星勳章，三枚相同勳章可晉升一星，最高勳章為五星。
“倘若有人滿了三枚五星勳章後怎麼辦？”喬襄文問道。
“哈哈！哪能那麼容易獲得高等論文評定？一枚五星勳章，算一下至少要有八十一篇高等論文。能有三枚，便為大神，無論是你這主編、還是我那萬鬆書院名譽山長之位、還有什麼終身教授之位，他想要什麼就能給他什麼！”
“確實！”喬襄文恍然大悟。
在《文明》創刊的同時，杭州專營局十分低調地成立了，開始接受具有實際生產與經營價值的新發明、新技術的專利專營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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