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潼關往西六百餘裡，走出崤函古道，告彆大河濤濤，沿著湯湯渭水，穿越關中沃野，時間也在艱難的旅途中悄然跨過冬季。
趙建武十五年（349年）春，雍州，扶風郡，雍城。
經過一段艱辛甚至是慘烈的旅途，發自鄴城的高力戍卒們，終至雍城，到這兒，距離涼州戍所，也就不遠了。
然而，上至軍官頭領，下至普通戍卒，無一絲慶幸激動之感，相反，壓抑了幾個月的怒火，已然快到壓製不住的地步。
從崤函道間，戍卒們就已經開始各種減員，凍死的，病死的，餓死的以及各種意外，出人意料的，反倒是餓死的人較少。
原因很簡單，苟政默默關注的高力督梁犢站了出來。鑒於各部缺、斷糧的情況，戍卒饑饉，軍心不穩，在華陰之時，梁犢特地召集諸軍各部首領商討，協調口糧，相互援應，以濟凍餓。
為作表率，梁犢特地從其本部存糧中，分撥出上百斛粟，格外大方。諸部首領軍官，或迫於梁犢威勢，或許感其行之“誠”，也都響應，如此，群情一致的情況下，戍卒凍餓致死的情況大大減小。
苟氏部曲作為戍卒中的“富戶”，當然也出了一份子，從本心是不大願意，但又不敢自絕於同軍袍澤，然而，最後名頭卻讓梁犢一人賺去了。
不隻是協調口糧救濟，對染病的士卒也儘力救治，這當然隻是象征性的動作，缺醫少藥的條件下，如何救人，所有人也都隻能尋求自救。
倘若染疾，隻有硬抗，抗不過就去死，就這麼簡單，而不被視為異類被拋棄，就足夠慶幸了。
因此，對於染病的戍卒，梁犢做得更多的，還是幫其料理後事，便是冇法保證有草蓆裹屍，至少也幫其挖掘一方黃土掩埋，立一青石，作為墳塋。事做得很糙，甚至有些敷衍，但很得人心。
同時，在西行途中，因為速度緩慢，麵對監押將吏的催促驅逐，過分之時，還是梁犢站出來，據“理”力爭。據說梁督大義凜然，隱露威脅，迫使監吏服軟，也讓眾戍卒能得少許喘息之機，在西行路上多了那麼一絲蒼白的從容。
經過上述幾番動作，梁犢在戍卒之中威望大增，再加職位上的加成，高力們漸漸心向之，頗為擁護。而苟政對此的評價，很直接的兩句話：邀買人心，意圖不明。
進入關中平原之後，軍中流言便開始增多了，當然，除了對朝廷的怨望之外，也不是冇有好傳聞。
比如，就有人說，涼州刺史麻秋已於金城、隴西等地準備好戍所、糧食，隻要抵達涼州，有吃有住有穿，日子就好過了。
雖然這樣的說法，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有極大的失真，但對於深陷徙邊泥潭的戍卒們來說，也未嘗不是一種絕望之中僅存的絲絲微弱希望。
與之相對的說法則是，金城、隴西都是對抗涼州張氏的最前沿，條件艱苦，危機四伏，何來的好日子。
軍政長官又是麻秋，這雖是大趙的名將，聲名赫赫，但也正是在他的率領下，伐涼之戰慘敗，死者數萬，不管從哪方麵來講，涼州邊陲都不是善地，戍邊更是最為艱辛危險的事情。
也不知是有人把苟政在潼關前的一番見解傳出去了，還是軍中有所見略同的英雄，朝廷欲以他們四討涼州流言也傳開了。
流言初起時，苟政是嚇了一大跳，大兄的擔憂還就成真了，一個禍亂人心的罪名安在苟政身上一點都不冤枉。
雖然以苟政如今的心態並冇有那麼畏懼，但能少些麻煩總還是好的，畢竟，如今這些人的生死榮辱還操控在朝廷手中，不為自己掌控。所幸，並冇人去在意流言的來源，隻是沉浸在“征涼”猜測的憂慮與恐懼之中。
事實上，到達雍城之時，這些高力們已至沸騰的邊緣，所有忍耐在沿途的痛苦折磨之下也已到耗儘的地步。
如此情況，是十分危險的，就是隨行監督的將吏也能感受到氣氛的變化，行事都明顯收斂了幾分，似此前的動輒打罵催促是不敢了，甚至對梁犢說話都客氣了許多，還指望著梁犢幫忙安撫眾心。
左右距離戍所也不遠了，等到了地方，完成差事，也好回鄴城覆命，至於之後會發生什麼，則不是他們考慮的了。
肆虐的流言，紛亂的人心，猜疑的情緒，各種負麵的東西籠罩於高力軍中，在這樣的環境裡，蒙在每個人心中的那層陰影也愈加深重了。
平緩的川塬上，上萬戍卒各依部屬，營駐其間，整個場麵都顯得亂糟糟的，什麼軍容秩序，都早被拋之腦後了。
由苟勝統領的這一幢人，自然是聚在一塊兒的，紛擾的畫麵中，倒也還保持著基本的秩序與凝聚力，在整備好簡陋的營地後，都默默地休息，熬著時辰，等著飯食。大夥的感受都是一致的，粗餅乾糧早就啃光了，剩下的粟麥，熬製的粥卻是越來越稀了......
戍卒所處，北邊就是雍城，離得甚近，遠遠的也能望見縣邑的輪廓。作為嬴秦古都，雍城雖早已淪落，在曆史洪流的沖刷下，早已淪為一座小邑，但哪怕飽經兵燹戰亂的摧殘破壞，四周的風物也依舊殘留著濃鬱的文明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