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第二節
踏進巷口的那一刻，鼻腔裡湧進的風都帶著熟悉的甜意。磚縫裏鑽出的青苔吸飽了潮氣，在灰磚上洇出深淺不一的綠；牆頭上耷拉著的絲瓜藤纏纏繞繞，把夏末的陽光篩成碎金；拐角處油條大餅店的鐵皮桶裡，新炸的油條正“滋滋”冒油，香氣混著煤爐的煙火氣漫過來，像是無數雙溫柔的手，一下子把我從異鄉的生澀裡撈了出來。
空氣裹著初夏的熱意，卻比任何地方都讓人踏實——這裏的風知道我小時候爬過哪棵老榆樹，樹榦上至今留著我刻的歪扭名字；這裏的石板路記得我光著腳丫追過哪隻三花貓，雨後水窪裡還能映出當年奔跑的影子；連街坊鄰裡隔著老遠喊出的“木子”，都帶著蜜一樣的黏稠，比在小鎮聽到的任何稱呼都熨帖。
第二天清晨，我攥著那張蓋了紅章的介紹信，站在化肥廠斑駁的鐵門前。紅磚牆上“安全生產”四個白漆大字褪了色，邊角卷著皮，卻依然透著時代的硬朗。行政科在辦公樓一樓，陳科長抬頭推眼鏡時，我才認出他是陳近虎的父親——那個總愛在校門口揪著遲到學生耳朵的男人。他鏡片後的眼睛上下打量我的時候，我刻意挺直了背，沒提半句“同學”的名分。自來熟的套近乎不是我的性子，哪怕這層關係或許能讓日子好過些。
“去飲料部吧。”他在表格上劃了個勾，筆尖劃過紙頁的聲音很輕，“負責發汽水，跟著老張師傅學。”
我後來才知道，他說的“老張師傅”，是個女人。
領汽水的房子在廠門口右側，搭著個簡易的帆布棚，水泥頂被太陽曬得滾燙，老遠就聽見此起彼伏的“拿票來”“兩瓶橘子味”。帶我來的幹事朝棚子裏喊了聲“張姐，新來的臨時工”，一個圍著藍布圍裙的女人轉過身來。
我當時喉嚨裡像卡了顆話梅，酸甜的澀意直往腦門上沖。她臉上浮著幾塊瓷白的斑，在黝黑的麵板映襯下格外顯眼，尤其是眼角那塊，順著皺紋的紋路鋪開，像片被霜打過的枯葉。可她笑起來的時候，那些斑忽然就活了，跟著眼角的紋路一起顫，反倒添了種說不清的親和。我那時候年紀小，見了這種不常見的模樣，腳底板下意識地想往後縮，像撞見了什麼新鮮又膽怯的事。
“叫我張師傅就行。”她聲音倒挺亮，像浸了井水的銅鈴，不像外表看著那麼沉鬱。手裏的鐵夾子“啪”地合上，夾起張汽水票往鐵絲上一掛，動作麻利得像在表演。她打量我兩眼，忽然往我跟前湊了湊，帆布棚的陰影落在她半邊臉上：“你是李醫生家的小子吧？住東頭巷子口那個？”
我愣了愣，點頭時脖頸的骨頭都發僵。她見我應了，眼睛彎得更厲害，眼角的白斑跟著動了動：“我就說看著麵熟。你媽前陣子還來廠裡換過汽水票，我給她留了兩遝橘子味的，她說你打小就愛喝這個，夏天能抱著瓶子噸噸灌。”
這話像根細針，輕輕挑開了我心裏那點拘謹。原來她認識我媽，還記著我這點孩子氣的喜好。那天上午，她沒讓我碰任何東西，隻指了指角落的竹椅：“坐著看，看會了再說。”我就坐在那兒，看她如何用鐵夾子飛快地分類票根，如何把冰鎮的汽水瓶擦得鋥亮，遇到插隊的工人，她從不硬頂，隻揚著嗓子喊：“後麵排隊的師傅幫看著點喲，這小夥子手快，輪著來都有份！”她說話時總帶著點笑意，那些瓷白的斑好像也沒那麼刺眼了，倒像是歲月在她臉上蓋的特別印章。
天越來越熱，車間裏的工人渴得凶，視窗排起的隊能繞到傳達室。張師傅跟上麵申請加人，第三天一早，一個瘦高個揣著介紹信進來，我抬頭一看，差點笑出聲——沈子平，從小學到高中的十年同學，他媽是總愛拖堂的語文老師。
“你們認識？”張師傅見我們倆對著瞪眼，手裏的鐵夾子頓了頓，票根在鐵絲上晃悠。
“何止認識，”我拍了下沈子平的胳膊，他的白襯衫被曬得發蔫，“當年抄作業都得看他臉色，他不點頭，全班都得等著挨罰。”
沈子平臉一紅，撓了撓頭。他比小時候長開了，眉眼還是那麼周正，就是說話依舊細聲細氣的，像怕驚擾了誰。
其實三個人管這個棚子，確實有點閑。張師傅主外，負責核對票子和遞汽水；沈子平管開票，在本子上記著誰領了多少，字跡跟他的人一樣工整；我多數時候就是在旁邊看著，偶爾幫著搬箱空瓶。太陽毒辣的時候，棚子裏的吊扇轉得慢悠悠，風都是熱的，張師傅會從抽屜裡摸出塊西瓜糖塞給我：“含著，潤嗓子，省得喊啞了沒人替你。”
下班前，她總讓我往網兜裡塞兩瓶橘子汽水。“帶回家給你媽，”她用圍裙擦著手，藍布上沾著點點水漬，“你這歲數正是長身體的時候，自己也多喝點，別學那些工人師傅，總愛逞能喝涼水。”有次她看著我往自行車筐裡放汽水，忽然說：“我兒子跟你一般大，個頭比你還高一點，一米八了，模樣跟你一樣周正。”
我順嘴接了句：“看張師傅的身板就知道，您兒子肯定壯實。”
這話沒說錯。她雖然不算矮，但骨架勻稱，圍裙係在腰間，能看出腰肢的曲線。尤其是站著遞汽水的時候，脊背挺得筆直，像株被風吹過的蘆葦，看著柔韌，卻有股子折不彎的勁，一點不像常年乾粗活的人。
變故出在一個下午。那天雲特別淡，像被太陽曬化了，柏油路被烤得冒熱氣，腳踩上去都發黏。車間裏的工人換班，棚子前排起了長隊，汗味混著機器油味飄過來，悶悶的。我正幫著沈子平數票子，忽然聽見張師傅喊了聲“下一個”，抬頭就撞進一雙亮閃閃的眼睛裏。
是個女工，穿件洗得發白的藍工裝，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的小臂曬得有點紅，像塗了層淡胭脂。她辮子編得緊實，發尾繫著塊紅布條，風一吹就輕輕晃，像隻停在辮梢的紅蝴蝶。額前的碎頭髮被汗濡濕了，貼在光潔的腦門上，倒顯出幾分俏皮。她遞票的時候，手指在票麵上輕輕敲了敲，聲音像浸了涼水，清清爽爽的：“兩瓶橘子的，麻煩了。”
我接過票的手頓了頓，不知怎麼就多問了句：“今天這麼熱，不多領兩瓶？”
她笑了，嘴角邊有兩個淺淺的梨渦，盛著點陽光：“車間裏不讓多帶，說怕影響幹活。”
“偷偷揣包裡唄，”我拿起兩瓶汽水遞過去，瓶身的水珠沾在手指上，涼絲絲的，像觸到了她的笑意，“我看王師傅他們都這麼乾，揣在後腰上，涼颼颼的，幹活都有勁。”
她被我逗笑了，沒接汽水，反而往窗子裏探了探頭，辮子上的紅布條掃過窗檯：“你是新來的吧？以前沒見過。”
“來了快半個月了。”
“我在包裝車間，”她指了指廠區深處，那邊豎著個高高的煙囪，“離這兒遠，平時不怎麼過來。”
我們就這麼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起來。她站在太陽地裡，紅布條在辮梢晃來晃去，額頭上的汗順著臉頰往下淌，她也沒擦，就那麼笑著聽我說話，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後麵排隊的人開始催，喊著“快點快點，渴死了”，她才接過汽水，臨走時回頭沖我擺了擺手，紅布條在空中劃了個弧線：“明天我再來。”
她剛走，張師傅手裏的鐵夾子“哐當”一聲砸在桌子上。我嚇了一跳，抬頭看見她臉色沉得厲害，眼角的白斑像是凝了霜，沒了平時的活氣。“你怎麼那麼賤啊？”她聲音不高，卻帶著股子狠勁，像冰錐子紮人。
我腦子裏“嗡”的一聲。長這麼大，還沒人用這種詞罵過我。我攥著手裏的票子，指節都發白了：“張師傅，您這話過分了。”
“過分？”她往前湊了湊，房頂的吊扇吹得她額前的碎發亂動，“你知道她是哪兒人？江北的！”
我一下子愣住了。那時候本地人眼裏，江北人就像貼了標籤，窮、野、不講理，是長輩們千叮萬囑要避開的群體，彷彿沾了邊就會惹上麻煩。我看著張師傅眼裏的急勁兒，像看著自家長輩護犢子，心裏那點火氣慢慢消了，反倒有點說不清的委屈：“我不知道……我就覺得她笑起來挺甜的……”
“所以你就鬼迷心竅了？”她搶過我的話頭，鐵夾子在票本上重重一磕，“江北丫頭片子精著呢，你個毛頭小子懂什麼？哄得你暈頭轉向，最後賣了你都不知道！”
我沒再吭聲。知道她是好意，怕我吃虧，可那句“賤”字像根刺，紮在喉嚨裡難受。我是臨時工，她是負責人，真鬧起來，走人的肯定是我。沈子平在旁邊低著頭記賬，鉛筆尖在紙上劃得沙沙響，誰也沒敢接話。
可第二天下午，那個女工真的又來了。還是站在太陽地裡，還是笑盈盈的，手裏捏著兩張汽水票，像是早就知道我會在這兒。“今天能多聊兩句不？”她晃了晃手裏的票，辮梢的紅布條跟著顫，“我跟組長請了十分鐘假。”
我看了眼正在低頭記賬的沈子平，他筆尖頓了頓，沒抬頭；又瞥了眼靠在門框上抽煙的張師傅，她的煙圈慢悠悠地飄，沒看這邊。喉嚨發緊，卻還是點了點頭，像被什麼東西牽引著。
那天我們聊了車間裏的趣事——包裝機總愛“吃”膠袋，每次卡殼，男工們就得手忙腳亂地拆機器；聊了廠門口賣冰棍的老太太，她的綠豆冰棍總比別家多放半勺糖；甚至聊到小時候爬樹掏鳥窩，她在江北老家爬的是槐樹，我在這邊爬的是榆樹，都說槐花香比榆錢甜。她說話時總帶著點北方口音，“四”和“十”分不太清，聽著格外有意思，像在聽一首生僻的歌謠。她走的時候，張師傅把煙頭摁在腳底下碾了碾，冷不丁冒出一句：“看到沒有？天天來找你，你以為是好事？我跟你說，她比你大兩歲。”
“大兩歲怎麼了？”我沒忍住回了句，聲音裏帶著自己都沒察覺的執拗。
“怎麼了？”張師傅眉毛豎了起來，鐵夾子往桌上一拍，“女大兩，不是福是禍！再說她還是江北的，你媽要是知道了，能饒了你？打斷你的腿！”
我沒再跟她爭。心裏卻像被什麼東西撓著，癢癢的。為什麼喜歡跟她聊天？或許是她說話時那種篤定的樣子，不像學校裡那些女同學，總愛嘰嘰喳喳說些沒營養的閑話，今天說誰的辮子梳得不好，明天笑誰的鞋子沾了泥。或許真像我後來想的，讀書時班裏的女生大半比我大，早就習慣了跟比自己成熟的人說話，覺得她們眼裏的世界更清楚些。又或許，是張師傅總把我當小孩護著，反倒讓我更想靠近那些能平等聊天的人，像在悶熱的棚子裏，忽然吹來一陣敞亮的風。
夏末的雨一場比一場涼，汽水視窗前的隊伍漸漸短了。九月初的一天，張師傅把最後一疊汽水票收進抽屜，拍了拍我的肩膀：“跟我去食堂報道吧，汽水季過了，那邊缺人手。”
食堂比汽水棚子熱鬧十倍。蒸汽裹著飯菜的香味在大廳裡瀰漫，像團化不開的雲；瓷磚地上永遠沾著油星子，剛擦完就被來往的師傅踩出一串腳印，像幅不斷變化的畫；打菜的視窗前，師傅們操著各地方言喊著“多來點肉”“要兩勺白菜”，聲浪能掀翻屋頂。我每天的活計像走馬燈：天不亮就起來和麵糰，手心被鹼水蝕得發疼；蒸饅頭時要盯著蒸籠的火候，稍不注意就蒸出一籠夾生的；開飯時站在打菜視窗，手裏的勺子得端平，不然就有人喊“偏心”；收攤後還要蹲在地上擦油膩的桌子，抹布擦過的地方，能映出模糊的人影。
最累的是背大米。二百斤的米袋往背上一壓，膝蓋都得打顫，像馱著塊千斤重的石頭。第一次背的時候，我咬著牙直起腰，居然沒覺得多沉，心裏還犯嘀咕：這就是大人說的重活？第二趟我逞能，非要一次背兩袋。米袋剛搭上肩，我就知道錯了——像兩座小山壓下來，骨頭縫裏都透著疼，腿肚子轉著圈地抖，胸口像是被塞進塊燒紅的鐵，喘口氣都覺得嗓子要冒煙。我死死盯著前麵的米倉，一步一步挪過去，每走一步，水泥地都像在晃，耳朵裡嗡嗡響。放下袋子時，整個人順著牆滑坐在地上，半天站不起來，冷汗把襯衫都浸透了，貼在背上涼颼颼的。
後來有人問我怎麼不再試一次，我抹了把汗笑了：“試一次就夠了，命比麵子金貴。”
打菜視窗最能看出人的性情。我總覺得工人師傅們幹了一天重活，得多吃點纔有力氣，手裏的勺子就沒個準頭，白菜幫子多舀一勺，土豆燉肉裡再埋塊肥肉，像在偷偷給他們塞點甜頭。有次主管就站在我身後，我看著視窗那個老師傅眼巴巴的眼神，像隻餓壞了的老黃牛，還是把半勺菜添成了滿勺。
下午開會，主管把我拎出來點名：“木子，你這麼打菜，食堂早晚得賠本關門！”
我心裏不服氣，小聲嘀咕：“二分錢的菜賣五分，多給點怎麼就賠了？”
旁邊的老李師傅偷偷捅了我一下，低聲說：“傻小子，不算人工水電啊？主管的工資從哪兒來？”
我沒聽勸。第二天打菜，勺子該多滿還是多滿。師傅們沖我笑的時候，眼裏的暖意比拿到工資還讓人舒坦，像在寒天裏喝了碗熱湯。沒過幾天，老李師傅嘆著氣跟我說：“上頭有人說你了，再這麼著，怕是要捲鋪蓋了。”
我把手裏的抹布往桌上一扔：“走就走，哪兒不能混口飯吃。”
周圍的人都笑了，說我年輕氣盛，腦子太直。可我覺得，有些事比保住一份臨時工的活計更重要，就像小時候娘教我的，待人得實在，不能看人下菜碟。
果然，一週後我被調到了鍋爐房，三班倒，乾一天休兩天。這活兒看著糙，我倒覺得自在。鍋爐房裏轟隆隆的，煤煙味嗆得人直咳嗽，卻沒人管你說什麼做什麼，隻要把煤添夠，保證蒸汽供得上就行。閑下來的時候，我就琢磨著怎麼把煤撒得更勻，練了半個月，一鏟子煤甩出去，能在爐膛裡鋪得像篩過似的，厚薄均勻，連燒了十幾年鍋爐的老王師傅都豎大拇指：“這小子，手上有活兒！”
食堂的人路過鍋爐房，總愛進來烤個紅薯，邊等紅薯熟邊跟我聊天。老李師傅就常說：“你啊，就是犟得像頭驢。領導說啥聽著就是，非較那個勁幹嘛？”
我把烤裂皮的紅薯掰開，熱氣騰騰的甜香冒出來，像藏了個小太陽：“李師傅，我要是改了這性子，怕就不是我了。”
他搖搖頭笑了，沒再勸，隻是往我手裏塞了塊他自己醃的蘿蔔乾，鹹津津的。
一天，我回家看到父親坐在藤椅上抽旱煙，煙袋鍋子“滋滋”響。他見我進來，磕了磕煙灰說：“過段時間石油機械廠可能要招工，去那兒上班咋樣？地點近，出門三分鐘就能到，學點手工技術，以後能活命。去學白鐵工吧，輕巧點。”
我問：“學徒那有沒有薪水呢？我聽外婆說，以前她家的學徒是包吃包住，沒有薪水的。”父親彈了彈煙灰，說：“現在不一樣了，學徒有學徒薪水的，‘月薪16元，米貼2元’，夠你自己嚼用了。”
心裏那點剛對鍋爐房生出來的歸屬感，一下子涼了半截。18塊錢，夠幹什麼的？買雙新球鞋得8塊，給娘扯塊做褂子的布要5塊，剩下的錢連頓像樣的飯都吃不起。
我跟爸說不想去，我還是做我的開票工吧，至少能養活自己。他坐在藤椅上看報紙，聞言把報紙往腿上一拍：“18塊嫌少？我當年參加革命，別說工資，命都攥在褲腰帶上！這點苦就受不了了？你以為日子是天上掉下來的？”
我沒再接話。我知道，跟他這種從槍林彈雨裡走過來的人，說不通。他眼裏的“苦”是流血犧牲，是啃著樹皮打仗，我眼裏的“苦”是看不到頭的熬日子，是拿著微薄的薪水數著指頭過日子。可日子是自己過的，值不值當，隻有自己清楚，就像穿鞋子，舒不舒服，腳最明白。
那天晚上，我坐在窗前看雨。雨滴落在窗台上，很快化成一小灘水，映著屋裏昏黃的燈，像塊模糊的鏡子。我不知道石油機械廠的車間是什麼樣，是不是也像化肥廠的鍋爐房一樣，整天轟隆隆響；也不知道18塊錢的薪水要怎麼攢出未來，是不是得像燕子銜泥一樣，一點一點慢慢壘。但我知道，有些路哪怕不情願，也得咬著牙走下去——就像當初背兩袋大米時，再難也得挪到米倉跟前，不能讓人看了笑話。
隻是心裏那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悵然，像落在棉襖上的雪，看著輕飄飄的，堆得多了，也能壓得人喘不過氣。尤其是想起那個辮梢繫著紅布條的女工，不知道她現在還會不會去汽水棚，會不會偶爾想起，有個愛多給菜的臨時工，被調到了又臟又吵的鍋爐房。
《廠院初塵》
夏棚汽水雜塵流，
麵有霜斑意未酬。
米重勺偏渾未休，
青澀肩頭歲月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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