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狂瀾：祁同偉再勝天半子 第179章 高育良的哲學實踐

    漢東省委大樓，高育良辦公室旁的小會議室裡，書香與茶香交融。一場彆開生麵的“讀典”活動正在這裡舉行。參與者並非學者，而是省委辦公廳、宣傳部、政策研究室的核心筆杆子們。高育良坐在主位，麵前攤開的不是紅標頭檔案，而是一本線裝版的《資治通鑒》，他正就“唐太宗納諫與盛世氣象”一段，侃侃而談。

“魏征去世，太宗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失魏征，遂亡一鏡矣！”高育良聲音醇厚，帶著一種學者特有的感染力，“同誌們，這不僅是曆史的感慨，更是對為政者胸懷和智慧的極高詮釋。我們今天講民主集中製，講批評與自我批評，其精神核心，與唐太宗的‘以人為鏡’是相通的啊……”

這不是一次偶然的興趣活動，而是高育良主政漢東後，係統性推行其政治哲學的縮影。在他看來，沙瑞金時期過於強調製度、法治和監督，雖見效快，卻顯得剛性過甚，缺乏溫度和韌性，容易引發對立情緒。而他高育良要打造的，是一個剛柔並濟、內生穩定、更具“漢東風韻”的治理模式。其核心，便是他屢次強調的“德治與法治相結合”。

一、理論奠基：從書房到常委會

高育良深諳“名不正則言不順”的道理。他的首要任務，是為自己的施政方略構建堅實的理論框架，並將其提升到漢東省委指導思想的高度。

他在各種場合——省委常委會、全省領導乾部大會、理論中心組學習會上，反複闡釋“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內涵。

“法治，”他闡述道，“是底線，是規矩，是外在的強製性約束。沒有法治，社會將陷入混亂，權力將失去邊界。這一點，我們必須始終堅持，毫不動搖。”他肯定法治的價值，首先堵住了可能批評他忽視法治的悠悠之口。

緊接著，他會話鋒一轉：“但僅有法治，是遠遠不夠的。法律不能覆蓋所有領域，執法成本高昂，而且，單純依靠強製，容易導致口服心不服，甚至積累怨氣。這就需要‘德治’來補充和提升。”

“‘德治’是什麼？”高育良往往會自問自答，“它不是空泛的道德說教。它是理想信唸的引領，是乾部官德的塑造，是誠信守約的社會風尚，是優秀傳統文化的浸潤，說到底，是一種內在的、自覺的約束力和向心力。法治懲惡於後，德治揚善於前；法治劃出底線，德治提升境界。二者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他將這套理論與中央精神巧妙對接，強調這是對傳統文化精華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立足漢東實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治理之路的具體實踐。

在他的推動下，省委宣傳部和黨校聯合成立了“德治與法治研究中心”，組織專家學者撰寫理論文章，在省報、黨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一時間，“德治法治相結合”成為漢東官場最時髦的詞彙，各級乾部的述職報告、學習心得中，若不引用幾句高書記的相關論述，便顯得落伍了。

二、實踐路徑：教化乾部與引導民眾

理論構建之後，便是轟轟烈烈的實踐推廣。高育良的實踐路徑清晰分為兩條線：一是對黨員乾部的“德化”，二是對普通民眾的“教化”。

對黨員乾部的“德化”工程：

“讀典明智”活動製度化：仿效他本人的“讀典”會，要求各級黨委（黨組）定期組織傳統文化經典學習，特彆是側重於儒家“修齊治平”、“為政以德”的思想。將《論語》、《孟子》、《貞觀政要》等列為乾部必讀書目，甚至納入乾部培訓班的考覈範圍。

官德考覈具體化：在原有的乾部考覈指標中，增加了“個人品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等相對軟性的指標，雖然量化困難，但在乾部提拔任用時的“定性分析”中占據了相當分量。一些被公認“能乾但德行有虧”的乾部，晉升之路變得艱難；而一些能力平平但口碑不錯、尤其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老黃牛”型乾部，開始受到青睞。

榜樣宣傳轉向：大力宣傳的先進典型，從沙瑞金時期敢於碰硬、鐵麵無私的“包公”式乾部，轉變為勤政愛民、甘於奉獻、善於化解矛盾的“焦裕祿”式乾部。宣傳口徑強調乾部的“人情味”、“親和力”和“道德感召力”。

對普通民眾的“教化”行動：

宣傳工作重心轉移：全省的宣傳工作重點，從沙瑞金時期的“反腐倡廉”、“改革攻堅”，明確轉向“和諧文化建設”。媒體上充斥著“身邊好人”、“道德模範”、“和諧社羣”、“最美家庭”的故事報道，刻意營造一種溫情脈脈、守望相助的正麵氛圍。對於社會負麵新聞和衝突事件的報道，采取了更加嚴格的管控和“冷處理”方式。

傳統文化活動複興：鼓勵各地挖掘本地曆史文化資源，大辦特辦各種傳統文化節、民俗活動、道德講堂。機關、學校、企業、社羣都被動員起來，參與“經典誦讀”、“家風家訓傳承”、“鄰裡節”等活動。高育良親自出席省裡舉辦的“漢東省孝賢文化節”，並為評選出的“十大孝賢人物”頒獎，場麵盛大，媒體廣泛報道。

“以文化人”的滲透：要求文藝創作要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多創作體現“真善美”、促進社會和諧的作品。對於帶有批判現實主義色彩、或可能引發爭議的文藝作品，審批和扶持變得格外謹慎。

三、各方反應與微妙博弈

高育良這套“組合拳”打出來，在漢東引起了廣泛而微妙的反應。

祁同偉的務實配合與內心保留：作為頭號盟友，祁同偉在公開場合堅決擁護高育良的理論和實踐。他要求全省政法係統在嚴格執法的同時，要注重“法理情”的統一，推廣“溫情執法”、“調解優先”，甚至將一些民事糾紛的調解成功率納入了基層派出所的考覈指標。但在私下裡，他對程度坦言：“老師的理想是好的，但人心叵測，最終還是要靠有效的控製。德治是錦上添花，法治（在他心中等同於管控）纔是雪中送炭。沒有‘炭’，‘花’再好看也得凍死。”他繼續埋頭打造他的“智慧政法”鐵籠，將高育良的“德治”視為覆蓋在鐵籠上的一層華麗天鵝絨。

宣傳係統的忙碌與迎合：宣傳係統的乾部們迅速轉向，加班加點策劃各種符合新導向的宣傳活動。他們善於領會意圖，將“和諧文化建設”搞得有聲有色。但也有人私下嘀咕，這種過於強調“一團和氣”的宣傳，是否掩蓋了真實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是否會讓人變得麻木不仁？

基層乾部的適應與形式主義：許多基層乾部鬆了口氣，相比於沙瑞金時期動不動就要“啃硬骨頭”，現在的工作氛圍要和風細雨得多。但他們也麵臨著新的壓力：沒完沒了的學習心得、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必須完成的“好人好事”報道任務。一些地方，“讀典”變成了讀檔案，“道德講堂”變成了領導講話，和諧建立變成了粉飾太平，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新的形式主義。

知識界的沉默與分化：部分知識分子對高育良推崇傳統文化表示欣賞，認為這有助於匡正世風人心。但也有更多獨立思考的學者感到憂慮，他們認為將複雜的現代社會治理問題，簡單歸結為道德教化，是一種倒退；過分強調“和諧”，可能會壓製批評聲音，阻礙社會進步。然而，在當下的氛圍中，這些不同的聲音很難公開表達。

普通民眾的直觀感受：對於老百姓來說，電視報紙上的內容變得“好看”了，社羣活動多了，街坊鄰居間被鼓勵“和睦相處”，表麵上看，社會風氣似乎在好轉。但隻要涉及到具體利益，如拆遷補償、環境汙染、勞動糾紛等，他們發現解決問題的實際渠道和效率，並未因強調“德治”而有根本改善。那種被精心營造的“和諧”感，有時顯得有些虛幻和脆弱。

四、高育良的自信與侷限

高育良對自己推動的這一切，充滿自信。他站在辦公室的窗前，看著樓下廣場上正在舉辦的“社羣和諧文化展演”，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他認為自己找到了一條更適合漢東、也更符閤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治理之道。他用“德治”的溫情紗幔，巧妙地遮掩了權力運作中不那麼光彩的部分，為新的權力結構披上了一件合乎道統的華麗外袍。

在一次與祁同偉的私下交談中，他意味深長地說：“同偉啊，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秦朝嚴刑峻法，二世而亡。漢初無為而治，與民休息，乃有文景之治。我們現在，就是要營造一個‘文景之治’般的氛圍，讓百姓休養生息，讓官員修身養性。這纔是長治久安之基。”

祁同偉點頭稱是，但心中卻在想：老師啊老師，您說的固然有道理，但您忽略了，無論是漢初還是現在，真正的安定，背後都需要強大的武力作為後盾。您的“德治”是台上的戲文，我的“掌控”纔是守夜的更夫。這出戲能否唱得安穩，還得看更夫是否夠警覺、夠強硬。

高育良的哲學實踐，為漢東披上了一層溫文爾雅的麵紗。但這層麵紗之下，是祁同偉構築的精密控製網路，以及並未真正消失、隻是被暫時壓抑的種種矛盾。這種“德治”與“掌控”的奇特結合，究竟能將漢東帶向何方，仍需時間的檢驗。但毫無疑問，高育良已經成功地將自己的個人印記，深深地烙在了漢東的這個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