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兩年，大宋東京城再次迎來絲路萬國博覽會的盛事。琉璃能量塔光芒更盛，將夜空映照得恍如白晝。各國展館依舊流光溢彩，奇珍異寶令人目不暇接。波斯的地毯、天竺的香料、大食的駿馬、歐羅巴的機械鐘……繁華喧囂，似乎與上一屆並無二致。
然而，當各國使臣與君王步入蒙古展區時，無不悚然一驚，心底升起陣陣寒意。
這裡沒有賓士的駿馬標本，沒有張弓射鵰的武士表演，沒有氈帳與狼圖騰的粗獷展示。取而代之的，是巨大而精確的沙盤模型——展示著迦南地區新興的、規劃整齊的商貿城市網路；是琳琅滿目的商品樣本——從精美的玻璃器皿、大宗棉花羊毛，到複雜的金融票據樣板；是巨大的圖表與算盤陣列——實時顯示著幾條主要商路的物流與資金流資料，穿著嶄新綢緞袍服的蒙古官吏，操著生硬卻流利的多種語言，與各國商人熟練地洽談、簽約。
草原遊牧文明的野性符號幾乎蕩然無存，徹底被一種精密的、高效的、冷酷的商貿文明所取代。
這並非簡單的學習模仿，而是一種內在氣質的根本蛻變，一種將掠奪天性轉化為商業擴張的、更令人不安的力量。眾國主相顧失色，彷彿看到一頭雄獅不僅學會了使用工具，更開始製定貿易規則。
展會期間，一場備受矚目的私下會談在皇家彆苑進行。宋徽宗趙佶與蒙古大汗鐵木真對坐。陪坐者，大宋這邊是日漸消瘦、眉宇間鎖著更深沉思慮的朱熹；蒙古那邊，則是從迦南趕回、氣息愈發幽深難測的劉混康。
兩位君王見禮。
徽宗依舊保持著極致的優雅，但那份藝術家的感性與熱情似乎被一層無形的、冰冷的琉璃罩子所隔絕，那是被深奧卻也可能僵化的道家理論長期浸潤與製衡後的結果，威儀中透著一絲難以接近的疏離。
鐵木真則恰恰相反，曾經的瀚海狂沙般的暴烈之氣內斂了許多，眉宇間竟多了幾分溫和（或者說是一種更深沉的算計），那是被迦南之地滾滾而來的世俗人慾長期熏染後的沉澱，野性未褪，卻鍍上了一層圓滑的光澤。
氣氛微妙。無形中，徽宗身上流露出的文武之氣（精緻文化與深層力量）與鐵木真身上散發的文武之氣（野蠻活力與新生文明）相互對抗又相互交融，彷彿陰陽魚在緩慢旋轉。
沉默片刻，鐵木真率先開口，問的卻是一個儒家經典問題：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語），何解？”
朱熹微微躬身，謹慎答道：“回大汗，聖人之意，非是愚民。乃因百姓認知各有分限，強以高深道理灌輸，反易生困惑滋擾。故聖人設教，重在使民於日用倫常、禮法實踐中自然體悟大道，所謂‘通其變’，‘神而化之’，於不知不覺間導其向善，明其道理。”
他強調的是自上而下的、漸進式的教化與引領。
劉混康在一旁，嘴角勾起一絲若有若無的冷笑，介麵道：“朱夫子所言，仍是隔靴搔癢。既知民有欲，何不‘通其欲’而為變？設規矩，導利向，使其欲達而自化。欲得溫飽，自會勤耕；欲求財富，自會奔波；欲保平安，自會守法。何需空談道理？欲達，則自化。”
他將人**望視為可引導利用的流水，隻疏不堵。
徽宗聽罷，默然良久，最終幽幽一歎，彷彿觸及了某種核心困境：“守護之道，難言矣！”
他或許想到了林衝的犧牲，想到權力與教化、強製與引導之間的千古難題，其中深意，確實難以儘述。
鐵木真聽完三方之言，目光深邃，忽地會神一笑，那笑容竟有幾分通透之意。他不再糾纏於理論，轉而望向徽宗，問了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問題：
“請問陛下，大宋最好的酒，叫什麼？”
問題簡單，卻直指享樂與文化的核心。刹那間，文武之道、王霸之術、性理之辯，似乎都融彙於這一杯酒之中。
徽宗一怔，隨即眼中閃過一絲真正屬於他藝術家本色的光彩，緩緩答道：
“其名‘太平君子’，乃內府以百家米、三江水，經三蒸三釀，藏於瓊林苑地宮十年方得。其味醇和，飲之可忘憂，然多飲亦不失君子之態。”
鐵木真撫掌：“好個‘太平君子’！但願他日，能與陛下共飲此杯。”
一杯酒名，問出了天下至味，也問出了兩種王道的殊途與深意。會談在一種看似輕鬆、實則更深沉的氛圍中結束。鐵木真起身告辭，劉混康緊隨其後。朱熹眉頭緊鎖，徽宗則望著案上清茶，若有所思。
博覽會上，萬國喧嘩，而王者的心思，已飄向那杯名為“太平”卻難得之酒，以及酒中所映照的，難以言說的守護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