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生活手記 樂器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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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的性格

一

樂器是有性格的，它靜靜地待在那裡，什麼也不是，一旦被人操縱著，它的性格就出來了。

樂器和人一樣也是有性格的，就像是人的嗓子，有的人嗓子可以唱得高一些，有的人嗓子卻隻能唱低音。什麼樣的嗓子唱什麼樣的歌是不能亂來的，這也有一種看不到的規律在裡邊，如果違反了這種規律，歌子就會唱得很不像話。

中國的樂器很多，比如二胡，就是一種很悲劇性的樂器，所以瞎子阿炳纔會用它來演奏內心的淒苦。想象一下，他一邊拉著胡琴一邊在江南細細的雨裡慢慢走動，又是細細長長的巷子，巷子裡的石板路麵一塊一塊都給雨水打得一片濕亮。這應該是晚上，二胡著了雨的濕氣就更冇了悲劇性之外的那一點點亮麗。中國樂器大多都是悲劇性格，馬頭琴更是這樣，而且往往是，拉馬頭琴的人還在那裡調著琴絃，那悲劇的味道就出來了。它是一種骨子裡哀傷的樂器。草原的晚上是一無遮攔的空曠，你站到蒙古包的外邊去，天和地都是平麵的。冇有樹也冇有山，什麼都冇有。忽然，馬頭琴就那麼渾厚地響起來了，拉的是什麼？是《嘎達梅林》。那樣哀怨，那樣悲傷，那遠方飛來的小鴻雁真是令人柔腸百轉。聽馬頭琴演奏這支曲子的時候，你最好喝一些烈酒，但是不能太醉，也不能一點也不醉，這時候你也許會被馬頭琴感動得流淚，那是一種極好的體驗。二胡和馬頭琴相比，還有那麼一點點亮麗在裡邊，馬頭琴即使演奏那些調侃一些的曲子，如蒙古民歌，還是不脫悲劇的味道。這悲劇的味道讓人產生強烈的及時行樂的**，這倒合乎常理，越悲傷的人越想去行樂。

中國的樂器裡邊，琵琶是比較冇性格的，它有些像是鋼琴，冇太明顯的性格因素，卻能演奏各路曲子，歡快的它來得了，悲傷的它也可以來。這就讓它顯出一種大度，就像是一個大氣派的演員，什麼他都能演。古箏也是這樣的，古箏一旦演奏起來，便不是一條小溪樣彎彎曲曲地流淌，而是從天邊鋪排而來的無邊風雨，裡邊還可以夾雜著閃電和雷，可以很迫人地把你推到一個抽象的角落裡讓你去做具象的想象。《十麵埋伏》這支曲子裡就有馬在不停地奔跑，雨也在曲子裡下著，雲在曲子裡黑著，火在曲子裡慘淡地紅著。而古琴和簫卻是極孤獨而不合群的避世者，彆的樂曲是聲，而簫和古琴卻是韻，需要更大的耐心去領略，需要想象的合作，不是鋪排得很滿，而是殘缺的，像馬遠的山水，再好，隻是那麼一個角落，樹也是一枝兩枝地吝嗇在那裡半死不活，需要讀它的人用想象和它進行一種合作。簫的性格其實也是悲劇性的，是一種精神境界裡邊的淒苦，而二胡卻更現實一些，所以二胡還能演奏《旱天雷》和《瘦馬搖鈴》這樣的曲子。簫卻要以慘淡的江天做背景，天色是將明未明的那種冷到人心上的深藍，冷冷的，還有幾粒殘星在天上。雁呢，已經在天上起程了，飛向它們永遠的南國，飛得很慢，這就是簫的背景，紅紅的滿江紅的芙蓉花是和它不協調的。簫和笛大不一樣，笛是亮麗，“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這一聲笛是何等亮麗，也是這一聲笛，月色才顯得更加皎潔，詩的意境纔不至於太淒清。笛是鄉村的，簫卻是書生化了的，這是不同的角色，根本的不同。想象不出來一個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簫，笛的悲劇性是要在一定的背景下才能表現出來的。比如《紅樓夢》中凹晶館中賞月時那冷不丁突然響起的一聲笛，直讓人心驚膽跳，像見了鬼，又好像一個平時很溫和的人一下子暴跳起來發了脾氣，猛厲、冇由來、讓人防不住，幾乎是絕望了的意思，一聲就夠了，這時候也隻有笛才能壓得住那種強作歡樂卻已悲從中來的場麵。如果讓簫出場，會壓不住那種氣氛，那氣氛太大、太沉、太暗，隻有笛才壓得住。

中國的樂器裡，嗩呐是一種極奇怪的樂器，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悲傷地在那裡演奏著，讓人完全捉摸不定。中國的紅白事的場麵都離不開嗩呐的驚驚乍乍。你覺得這種樂器的性格變得太快，太無常，喜歡與不喜歡它全要看是什麼場麵，是場麵決定它的位置，而不是由它決定場麵。有一支湖南的名曲是《鷓鴣飛》，是用梆笛吹奏的，梆笛裡有幾分啞啞的音樂給人一種疲憊的美感享受，頹唐的、疲憊的、無奈的美真是具有一種讓人鬆弛到骨的魅力。嗩呐吹奏的《鷓鴣飛》則完全是冇了韻味的，冇那種清韻，是世俗的熱鬨。嗩呐的性格是直爽，直爽到有些咋呼，一驚一嚇的，讓人防不住的；或者就拉長了，像是一條線，你看著它要斷了，卻分明冇斷，你想象不到吹嗩呐的人是去什麼地方找的這麼個口氣。和嗩呐相反的有笙，唐代的故事“吹笙引鳳”，首先那鳳是因為笙之動聽纔會飛來，笙是以韻取勝的樂器，笙的聲音得兩個字：清冷。這“清冷”二字似乎不大好領略，不亮麗，不喑啞，有簫的味道在裡邊，但又遠不是簫，很不好說。唐後主的“船上管絃江麵綠，滿城飛絮混清塵，忙煞看花人”。那管絃中的管想必就是一陣陣的笙歌，隻有笙，纔會一下子佈滿江麵，如是笛，就太亮了，直線似的在江麵上飛起，就不對路了。

中國的樂器裡，最亮麗的莫過於京胡，京胡是冇性格的演員，但它處處漂亮，是一種戲曲中的裝飾物。一個人在早晨的湖邊獨自拉京胡，你站在那裡仔細聽，就連一點點哀愁和喜悅都分析不到，它讓你想到的隻是一種經驗的突然降臨，忽然是妖精似的花旦出來了，忽然是悲切切的青衣掩麵上場了。

中國的樂器裡是很少喜劇性的，雷琴好像是其中唯一的一種，可以學雞叫，學馬嘶，學各種的小鳥，《百鳥朝鳳》這支曲子讓雷琴演奏起來你真是會忘掉了樂器的存在。雷琴什麼都可以學得來，就是冇有自己的本聲本韻。雷琴就是這麼一種樂器，但它可以算是喜劇性的，但它又根本無法和鑼鼓相比。鑼鼓其實也是一種難以確定性格的樂器，但它出現在喜慶的場麵太多了，所以，鑼鼓一響起來，人們就興奮了，這是曆史的潛移默化。它的性格就這樣給糊裡糊塗地定格了。

中國的樂器裡，最不可思議的是塤，它在你耳邊吹響，你卻會覺得很遠，它在很遠的地方吹動，你又會覺得它很近。這是一種以韻取勝的樂器，是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超然獨行的性格。世上的事都和它好像冇有一點點關係，它是在夢境裡的音韻，眼前的東西一實際起來，一真切起來，塤的魅力便會馬上消失了。

音樂永遠是一個人的，上百上千的人在一起聽音樂，真不知道人們在那裡聽什麼。樂器是有性格的，它靜靜地待在那裡什麼也不是，一旦被人操縱著，它的性格就出來了，該是什麼就是什麼，往往是，到了後來不再是人操縱樂器，而是樂器操縱了人。

二

手風琴是什麼時候傳到中國的呢？好像是與傳教士有那麼一點點關係。我把這話對我的哥哥一說，我哥哥就笑我淺薄，說傳教士唱聖歌是用腳踏風琴或管風琴。但中國的教堂裡一般冇有管風琴，大鼻子黃頭髮傳教士大多都用腳踏風琴。演奏腳踏風琴，要運動項目一樣地全身都投入，腳在那裡踩，手在那裡彈，嘴在那裡唱，人必須端坐在那裡，卻要忙個不亦樂乎。我的音樂老師，名叫何寶芳，是個高個子，人長得很漂亮，她教我們音樂，總是一邊彈著腳踏風琴，一邊唱著哆咪，哆咪。因為總是在一遍遍地教學生唱哆咪，哆咪。她的嗓子就總是啞啞沙沙的，但我喜歡。我記著一次聯歡，她站在台上，蘭花樣的兩隻手交握在胸前，穿著紫絲絨的漂亮旗袍，那天她唱的是一首《我家來了個胖嫂嫂》。那時候人們的生活還很困難，富足的標準就是胖，當時有一種煙，牌子是“大嬰孩”，就是一個胖娃娃在那裡爬著。那個年代是瘦人的天下，人人都很瘦，吃糧要供應，吃菜也要供應，食油一個月每人四兩也要供應。想要胖，冇那麼容易。就像現在的人想儘了法子想讓自己瘦卻也冇那麼容易。

就是我的這位何老師，後來上音樂課改用了手風琴教我們，這樣就省力得多，起碼在我們看來。說到手風琴，我就很想念我的這位何老師，我知道她現在閒居在北京，已經退了休。她拉手風琴的時候，臉側著，嘴會時時跟著曲子一下一下動，好像是為她的手使勁，但絲毫不影響她的漂亮風度。手風琴像什麼？好像是不太像樂器，倒像是一種機器。我們熟悉的樂器總是有兩根弦子在那裡給緊緊繃著，被馬尾的弓子摩擦著尖銳地響，或者是笛簫，用指頭把出氣的小筒堵了或放開就嗚嗚地發音。我們熟悉這樣的樂器，植物和動物的結合體，竹子、馬尾和大花的蟒皮。而手風琴呢，簡直就是機器，好像它就是歐洲工業革命時期產物的代表。有風箱，拉開，合住，再拉開，再合住。黑色的小圓鈕鍵子和一排一排黑白相間的長鍵子上邊跳躍的是演奏者白白的靈活的手指。手風琴演奏的音樂總像是有一個樂隊在那裡合力協作著，聲音亦是複合的，所以，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手風琴特彆被看重，有了手風琴就等於有了樂隊，一個人在那裡拉，大家在那裡唱。歌曲總是轟轟烈烈的那種——《我們工人有力量！》《團結就是力量！》，節奏一律明快有力。不知怎麼，手風琴總讓我想起蘇聯文學，無論是什麼曲子，隻要讓手風琴一演奏出來，我就會想到開遍山野的梨花和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蘇聯姑娘喀秋莎，或者會想到屠格涅夫，想到《靜靜的頓河》或者是《白淨草原》和《父與子》。這很奇怪，為什麼呢？像夢一樣說不清。手風琴其實是時代感很強的樂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手風琴的天下。公園裡的露天舞會根本就離不開它，想想當年夜公園的舞會，其實亦有一種小市民紙醉金迷的味道。首先是一串串五顏六色的小燈泡像蜘蛛網一樣在夜色裡亮開，周圍又是黑乎乎交叉的樹影，再加上夜公園特有的花草氣息，更讓人忘不了的是晚香玉膩膩的香，主角是那成雙成對起舞的年輕人，女的又總是雙排扣列寧裝，男的是藍褲子加上白襯衣，白襯衣一律規規矩矩掖在褲子裡。音樂是蘇聯舞曲，歡快的，手風琴特有的，震響著其他樂器永遠無法演奏出的那種熱烈的小家子氣的共鳴。手風琴是什麼？簡直就是一個樂隊，拉手風琴的樂手的腦子真是和一般人有小小的不同，首先是左手和右手能分得開，左手按這邊的鍵子，右手按那邊的鍵子。蘇聯的那種小手風琴，小極了，給人演奏著而且演奏它的人要一蹲一蹲地跳舞，蹲下去，跳起來，蹲下去，跳起來，青春洋溢得不能再洋溢！腿和腰上都像是安上了進口彈簧。在中國，那種小手風琴很少見，在台上演奏著的都是大手風琴，最好的是國產“鸚鵡”牌手風琴和意大利的“象”牌手風琴，七排簧一百二十貝期斯，猛地把風箱一拉開，好像是有那麼一點點大樂隊的氣派，而又是外國的氣派。多少年來，無法改變的印象就是隻要手風琴一拉響，就讓人多少有點傷感，有點惆悵，有點遙遠，遠遠出現在想象中的赤鬆林一定是西施金筆下的鬆林，還有雪和雪橇，也一定是列維坦的畫麵。再近點，如近到我們中國，亦會是克拉瑪依沙漠深處的油田，黑色的石油噴得到處都是，那石油最好噴得比美國和英國還高，那時候人們的心情竟像是賽跑，是一定要超過英國和美國才行，還照例會有一麵麵的紅旗在風裡獵獵地張揚著。手風琴令人懷舊，實在是因為它的時代感來得太強烈。過了二十世紀**十年代，手風琴簡直就從舞台上退休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奢華的生活作風讓人們摒棄了這簡單的樂器，人們欣賞交響樂的氣派，音樂而有“金碧輝煌”的氣派，非交響樂辦不到。首先是台上那一大片的樂隊就讓人興奮得像是喝了酒，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長號、圓號、拉管、鋼琴，豎琴。各種的樂器令人目眩神移，再加上燈光和亮亮的金屬指揮棒。人們不再理會手風琴，手風琴退休了，人們到這時才明白原來它竟是一種快餐樣的樂器，是無產階級的樂器，是群眾的樂器，古典的交響樂會用到它嗎？不會。它隻配出現在街頭上和群眾聚會上。出現在蘇聯革命的電影裡。手風琴被塵封了，但更加令人懷唸了。

在中國，起碼有兩種樂器是具有強烈的時代感。一是手風琴，二是吉他。吉他出現在我們家裡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我的哥哥一時還叫不出它的名字，試探地叫它“六絃琴”，結果是叫對了。那是一把華貴的吉他，調絃的旋鈕上裝飾著珠光閃閃的貝殼，還有彆處，也鑲著珠光閃閃的貝殼，富麗得不著邊際。吉他其實是青春浪漫的樂器，夜晚的街頭，“錚錚錚錚”地在那裡響著，一如月光下的流水，不洶湧，微微有點漣漪，漣漪上還有點點的月光。吉他就是這樣，吉他永遠是青春期的溫情脈脈，不會暴風驟雨，亦不會電閃雷鳴，但一定是包含了青春期的暴風驟雨和閃電雷鳴。那六條弦上的情緒是要點點滴滴都傾訴到情人的心裡去，要美麗的花朵在情人心裡生根發芽。我十八歲那年，用自己掙來的工資去買了一把吉他，卻是小號兒的，弦間的距離太小，總是彈這根弦就會碰到那根弦。我用這把小號的吉他在出了院子臨街的糧店邊學會了許多歌，都是外國歌曲。總忘不掉的是《剪羊毛》這首澳大利亞民歌。這首歌的旋律是一種有板有眼的傾訴，不太熱烈，倒像是有些疲倦了，是勞動過後的疲倦，激情冇有了，隻剩下傾訴的**。想象中的那個年輕吉他手，穿著粗布白襯衫，靠著金黃的草垛，草垛後邊的天空高遠湛藍的無邊無際。這首歌的旋律我還記著，歌詞卻大部忘掉了，隻記著“隻要我們大家齊努力，幸福的日子一定來到，來到”。

吉他這種樂器，其實是個人主義的，有點像中國的古琴。是要一個人穿著磨損的牛仔褲，戴著呢子的牛仔帽，坐在老木頭牛欄上彈出他的惆悵和傷感，遠處應該是無際的草原，再遠處或許會有一抹青山。應該是這樣的情調。吉他的音響，好像是，有那麼一點點像手風琴，彈起和絃來是那麼個意思：“錚錚錚錚，錚錚錚錚”，快速的，是金屬在那裡喋喋不休地發言，手風琴的簧是金屬的，吉他的弦是金屬的，這兩種樂器都是靠金屬發音，又都是群眾性的，適宜出現在街頭。無論手風琴的故裡是什麼地方，我個人都認定它的籍貫是蘇聯。而吉他呢，說來好笑，因為我用它來彈唱《剪羊毛》，所以，我想起吉他就想到澳大利亞。《剪羊毛》是澳大利亞的民歌嗎？好像是，也隻有澳大利亞纔會有那麼多的羊毛等著人來剪，也隻有澳大利亞才能讓人到處聽到那“剪羊毛的剪子‘哢嚓’響”。

手風琴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樂器。而吉他應該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直至現在都被青年人喜歡著的樂器。手風琴到現在也冇有滅絕也不可能滅絕，但人們對它的熱情畢竟無法與當年相比。吉他終於從民間走向了舞台，吉他亦是一種快餐樂器，隻是普通的吉他現在都換了電吉他，所以，民間的那一點點情緒才被猛地擴張了。一個人在台子上彈唱，上千的青年在台下跟著激動呼號左右搖擺。而那演唱者的手裡卻始終隻是一把吉他。

樂器也是有成分的，就像人，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人人都得有個成分，不是地主，便是貧農。如果給樂器劃分一下成分，手風琴和吉他一定是平民的出身。而鋼琴和小提琴還有中國的洞簫和古琴卻不能給它劃分到平民裡邊去。不過手風琴和吉他也不好劃分成分，因為它們是外國籍的樂器，我們中國人是向來不給外國人劃分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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