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名人傳 第275章 蒯越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撕裂了帝國的統治根基，外戚與宦官的火並耗儘了朝廷的最後元氣，董卓之亂更是將中原拖入萬劫不複的戰亂深淵。

在那個“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的黑暗時代，無數英雄豪傑、智謀之士如繁星般湧現，在曆史的棋盤上逐鹿天下。

其中，有一位出身荊襄望族的謀士，雖未像諸葛亮那樣以“鞠躬儘瘁，死而後已”的忠名傳世，也未如郭嘉那般以“鬼才”之譽成為曹操麾下的核心智囊，卻以其精準的時局判斷、果決的行事風格與深遠的戰略眼光，在荊州乃至三國初期的政治格局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便是蒯越，字異度。

蒯越出身於荊州南郡中廬縣（今湖北襄陽西南）的蒯氏家族，這一家族在荊州深耕數代，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名門望族，其先祖可追溯至西漢初年的著名辯士蒯通。

蒯通曾以“三分天下”之策遊說韓信，雖未被採納，卻也因洞察時局的智慧名留青史。

或許是家族血脈中流淌的智謀基因，蒯越自幼便展現出異於常人的見識與才略，加之家族提供的優越教育資源，他少年時便熟讀經史，尤其對《孫子兵法》《戰國策》等謀略典籍頗有研究，年紀輕輕便在荊襄士林中嶄露頭角，與兄長蒯良並稱為“蒯氏雙傑”。

當時荊州名士龐德公曾評價蒯氏兄弟：“蒯良善謀政，蒯越善謀勢，若能得此二人，荊州可安。”

這一評價，也為蒯越日後的人生軌跡埋下了伏筆。

東漢靈帝末年，朝廷內部的權力鬥爭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外戚勢力以大將軍何進為首，掌控著京城兵權；宦官集團“十常侍”則憑借皇帝的信任，把持朝政，雙方勢同水火，劍拔弩張。

何進雖手握重兵，卻缺乏決斷力，在“是否誅殺宦官”這一關鍵問題上猶豫不決。

為了擴充自己的智囊團，何進廣招天下名士，蒯越因其在荊襄的名望，被何進征召入京，任命為東曹掾，負責官員的選拔與考覈。

初入洛陽的蒯越，並未被朝堂的繁華與權力的誘惑所迷惑。

他敏銳地察覺到，何進與宦官集團的矛盾已不可調和，而何進的優柔寡斷正是致命缺陷。

當時，何進的部下袁紹等人多次勸其先發製人，儘誅宦官，甚至建議召地方軍閥入京助威（這一建議最終導致董卓進京，引發更大混亂），但何進始終在“顧及太後顏麵”與“鏟除政敵”之間搖擺不定。

蒯越多次在私下向何進進言：“宦官專權已久，黨羽遍佈朝野，若不趁此時機果斷鏟除，待其察覺殺機，必先發製人。將軍雖握兵權，卻優柔寡斷，一旦事泄，恐有不測。”

然而，何進對蒯越的勸諫置若罔聞，認為自己身為大將軍，宦官不敢輕易加害。

蒯越見何進執迷不悟，心中已然斷定：何進必敗，洛陽即將陷入血雨腥風。

為了避免被捲入這場無意義的政治災難，蒯越當機立斷，以“家鄉宗族事務需料理”為由，向何進申請外放地方官職。

何進此時正忙於與宦官周旋，也未多想，便批準了蒯越的請求，任命他為汝陽縣令（今河南商水西北）。

果不其然，蒯越離開洛陽後不久，何進便在入宮麵見太後時，被早已埋伏好的宦官斬殺。

何進的部下袁紹、袁術等人隨即率軍入宮，大肆誅殺宦官，宮中血流成河，史稱“十常侍之亂”。

而此時的董卓已率領西涼軍逼近洛陽，見京城大亂，便趁機入京掌控朝政，廢立皇帝，屠戮百姓，將東漢朝廷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無數留在洛陽的官員、名士或死於戰亂，或被董卓脅迫，而蒯越卻因提前外放，在汝陽安然無恙。

這一事件，不僅讓蒯越在荊襄士林中的聲望更盛，更讓他深刻認識到：在亂世之中，“明哲保身”並非怯懦，而是基於對時局精準判斷的生存智慧，隻有保全自身，才能在未來的變局中有所作為。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之亂引發了連鎖反應，各地州牧、太守紛紛起兵討伐董卓，實則擁兵自重，割據一方。

荊州作為南方的富庶之地，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北接中原，南連交州，東望江東，西通巴蜀），成為各方勢力覬覦的焦點。

此時，朝廷任命北軍中侯劉表為荊州刺史，命其前往荊州穩定局勢。

然而，劉表赴任之路卻異常艱難——當時的荊州早已四分五裂，“宗賊”橫行。

所謂“宗賊”，是指由地方豪強、宗族勢力組成的武裝集團，他們以血緣為紐帶，占據城池，掠奪百姓，根本不承認朝廷任命的官員；南陽太守袁術更是虎視眈眈，暗中支援部分宗賊，妄圖吞並荊州；此外，長沙太守蘇代、華容縣長貝羽等人也各自擁兵，不聽號令。

劉表剛抵達荊州邊境，便被宗賊勢力阻攔，根本無法進入荊州治所襄陽，隻能暫時停留在宜城（今湖北宜城），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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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劉表一籌莫展之際，他想起了荊襄望族蒯氏與蔡氏。

蒯氏是荊州本土第一望族，掌控著大量土地與宗族武裝；蔡氏則與蒯氏世代聯姻，蔡瑁之父蔡諷曾任東漢太尉，蔡瑁本人更是荊州軍界的核心人物。

於是，劉表在宜城設宴，邀請蒯越、蒯良兄弟與蔡瑁前來商議對策。

宴席之上，劉表向三人傾訴了自己的困境：“今荊州宗賊作亂，袁術窺伺，蘇代、貝羽割據，我欲撫定荊州，卻無計可施，還望三位先生教我。”

首先發言的是蒯良，他主張以“仁義”為本：“天下大亂，皆因統治者失德，百姓離心。

將軍若能推行仁義，安撫百姓，百姓自然會歸附，屆時招募士兵，平定宗賊易如反掌。”

蒯良的建議雖符合儒家正統思想，卻忽視了亂世的殘酷現實。

蒯越當即反駁道：“兄長此言差矣！太平盛世，統治者以仁義治國，可使天下安定；但如今是亂世，強者為尊，弱者消亡，若一味講仁義，隻會錯失良機，淪為他人魚肉。”

隨後，蒯越向劉表獻上了一套完整的“撫定荊州之策”，這一計策也成為他一生智謀的經典之作。

蒯越的計策分為三步：第一步，“誘殺宗賊首領，收編其部眾”。

他指出，宗賊首領雖擁兵自重，但大多貪婪殘暴，其部下對他們早已心存不滿。

蒯越表示，自己在荊襄士林中交遊甚廣，手下有一批忠誠且有能力的門客，可派這些門客攜帶金銀財寶，前往各個宗賊首領處遊說，以“共輔劉使君，共享富貴”為誘餌，誘騙他們前來宜城赴宴。

屆時，劉表可在宴席之上將這些殘暴無道的首領全部誅殺，然後以“安撫”為名，收編他們的部眾——這些士兵本是普通百姓，隻要給予他們糧食與安穩的生活，必能為劉表所用。

第二步，“招降頑抗者，穩定核心區域”。

蒯越認為，宗賊首領被誅殺後，大部分宗賊勢力會群龍無首，不戰自降，但仍有少數頑固分子可能負隅頑抗，其中以據守襄陽的江夏賊黨張虎、陳生最為棘手。

襄陽是荊州的治所，也是荊州的軍事重鎮，若不能拿下襄陽，劉表便無法在荊州立足。

蒯越建議，派自己與蔡瑁前往襄陽遊說張虎、陳生——張虎、陳生雖為賊首，但並非不明事理，他們深知自己無法與劉表抗衡，隻要曉以利害，許以官職，二人必定會歸降。

第三步，“據守襄陽、江陵，傳檄而定八郡”。蒯越強調，一旦拿下襄陽，劉表應立即將治所遷至襄陽，同時派重兵駐守江陵（今湖北荊州）。

襄陽位於荊州北部，是抵禦中原勢力南下的門戶；江陵位於荊州南部，是荊州的財賦重地，掌控著長江航運。

隻要占據這兩座城池，劉表便可以襄陽為軍事基地，以江陵為經濟後盾，然後向荊州其他七郡傳遞檄文——此時劉表已擁有整編後的宗賊部眾，又有蒯氏、蔡氏的支援，荊州各郡的官員、豪強必然會望風歸附，無需大動乾戈便可平定整個荊州。

劉表聽後，對蒯越的計策讚不絕口，稱其“堪比春秋時期晉文公的謀臣臼犯（即狐偃，曾輔佐晉文公稱霸）”，當即決定採納蒯越的計策。

隨後，一切都按照蒯越的計劃順利推進：蒯越派門客誘騙宗賊首領五十五人（一說十五人）前往宜城赴宴，劉表在宴席之上一聲令下，伏兵四起，將所有宗賊首領全部斬殺。

訊息傳出，宗賊勢力瞬間瓦解，其部眾紛紛向劉表投降，劉表一夜之間便擁有了數萬兵力。

緊接著，蒯越與蔡瑁前往襄陽遊說張虎、陳生。

二人見到張虎、陳生後，並未以武力相威脅，而是曉以利害：“劉使君是朝廷任命的荊州刺史，深得蒯氏、蔡氏支援，如今已誅殺宗賊首領，收編數萬之眾。你們若繼續抵抗，不過是自取滅亡；若歸降劉使君，不僅可保性命，還能獲得官職，造福一方百姓，何樂而不為？”

張虎、陳生深知蒯越所言非虛，當即決定歸降。

劉表順利進入襄陽，將治所遷至此處。

此後，劉表按照蒯越的建議，派重兵駐守襄陽與江陵，然後向荊州其他七郡傳遞檄文。

正如蒯越所預料的那樣，荊州各郡的官員、豪強見劉表勢大，紛紛上表歸附。

短短數月之內，劉表便基本掌控了荊州八郡（南陽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陽郡、武陵郡、長沙郡、章陵郡），成為南方最強大的割據勢力之一。

而蒯越也因功被劉表拜為章陵太守（今湖北棗陽東南），封樊亭侯，成為劉表麾下最重要的謀士之一。

在蒯越的輔佐下，劉表采取了“保境安民”的政策：他輕徭薄賦，鼓勵農耕，吸引了大量因中原戰亂而南下的百姓與士人；他設立學校，延請名士，使得荊州成為亂世中的一片“文化綠洲”——諸葛亮、徐庶、司馬徽、龐統等日後的三國名人，都曾在荊州隱居或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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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劉表能在荊州立足並開創基業，蒯越的智謀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若無蒯越的“誘殺宗賊、據守要地”之策，劉表或許早已淪為袁術或宗賊的階下囚，荊州也將陷入更加混亂的割據局麵。

建安五年（200年），隨著中原局勢的變化，荊州的戰略地位愈發重要。

此時，曹操與袁紹兩大勢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東北）展開了決戰，這場戰役不僅是曹操與袁紹爭奪中原霸權的關鍵之戰，更決定了未來天下的走向。

袁紹擁有冀、青、幽、並四州之地，兵力雄厚，糧草充足，是當時最強大的割據勢力；曹操則占據兗、豫二州，雖兵力不及袁紹，卻善於用兵，麾下人才濟濟。

雙方在官渡對峙數月，都試圖爭取第三方勢力的支援，而坐擁荊州十萬大軍的劉表，自然成為了雙方拉攏的焦點。

袁紹首先派使者前往襄陽，以“盟友”之名將劉表，希望劉表能出兵襲擊曹操的後方（許都），形成前後夾擊之勢；曹操也深知劉表的重要性，若劉表倒向袁紹，自己將腹背受敵，於是也派使者前往荊州，以“朝廷名義”安撫劉表，希望他保持中立。

麵對兩大勢力的拉攏，劉表陷入了猶豫。

他的內心深處，既想“坐觀天下之變”，等待曹操與袁紹兩敗俱傷後再漁翁得利，又擔心得罪任何一方——若幫助袁紹，一旦曹操獲勝，自己必將遭到報複；若幫助曹操，又恐袁紹遷怒於荊州，同時也會失去“稱霸天下”的機會。

因此，劉表最終采取了“中立”的態度：他既沒有出兵幫助袁紹，也沒有明確表示支援曹操，隻是將雙方的使者都留在襄陽，好酒好菜招待，卻不做任何實質性的承諾。

然而，蒯越卻深知“中立”並非長久之計。

他多次在私下與劉表交談，分析天下大勢，勸劉表放棄中立，轉而結交曹操。

蒯越的理由主要有三點：

第一，曹操“明哲善用”，必能擊敗袁紹。

蒯越指出，袁紹雖兵力雄厚，卻“外寬內忌，謀多不斷”——他手下雖有田豐、沮授等智謀之士，卻不能充分信任；有顏良、文醜等勇將，卻不會合理任用。

而曹操則“知人善任，賞罰分明”，麾下謀士郭嘉、荀彧、賈詡等人各展其才，武將夏侯惇、夏侯淵、張遼等人奮勇作戰。

更重要的是，曹操控製著漢獻帝，“挾天子以令諸侯”，占據了道義上的製高點。

因此，蒯越斷定，曹操必能在官渡之戰中擊敗袁紹，若劉表此時不與曹操結交，一旦曹操獲勝，必將對荊州采取軍事行動。

第二，“中立”隻會引火燒身。

蒯越向劉表進言：“如今天下豪傑並爭，曹操與袁紹是最強大的兩雄，將軍坐擁十萬大軍，看似是‘關鍵第三方’，實則處於危險之中。若將軍想爭奪天下，便應趁著曹操與袁紹疲憊之際起兵；若不想爭奪天下，便應選擇一方歸附。如今將軍既不幫助袁紹，也不支援曹操，看似中立，實則是在同時得罪雙方。一旦曹操擊敗袁紹，必然會率領大軍南下，屆時荊州將難以抵擋。”

第三，歸附曹操是“萬全之策”。

蒯越認為，曹操若能擊敗袁紹，必將成為天下最強大的勢力，統一北方隻是時間問題。

此時歸附曹操，不僅可以避免荊州陷入戰亂，還能為蒯氏家族、蔡氏家族以及荊州士民謀得安穩——曹操必定會善待歸附的荊州望族與官員，而劉表也能“長久享受福分，將之傳給後代”。

反之，若劉表堅持中立，甚至與曹操為敵，一旦荊州被曹操攻破，後果不堪設想。

除了蒯越，荊州從事中郎韓嵩、東曹掾傅巽等人也多次勸劉表結交曹操，他們的觀點與蒯越基本一致。

然而，劉表卻始終無法擺脫“稱霸天下”的幻想，同時也擔心自己一旦歸附曹操，會失去手中的權力，因此最終還是拒絕了蒯越的建議，繼續保持中立。

建安五年十月，官渡之戰以曹操的勝利告終——曹操奇襲袁紹的烏巢糧倉，燒毀了袁紹的全部糧草，袁紹大軍瞬間崩潰，袁紹本人僅率數百騎逃回河北。

此後，曹操逐步消滅了袁紹的殘餘勢力，統一了北方，實力愈發強大。而劉表的“中立”，不僅讓他錯失了與曹操結交的最佳時機，也讓荊州在未來的局勢中陷入了更加被動的境地。

蒯越見劉表執迷不悟，心中雖有遺憾，卻也明白劉表的性格缺陷已無法改變，因此開始為自己、為家族以及荊州的未來做長遠打算——他知道，曹操南下荊州隻是時間問題，而荊州的命運，終將與曹操緊密相連。

建安十三年（208年），註定是改變三國曆史走向的一年。

這一年，曹操基本統一了北方，他將目光投向了南方的荊州與江東，決定發動南征，實現“統一天下”的目標。

七月，曹操親率十三萬大軍（號稱二十萬）南下，直指荊州；八月，荊州牧劉表病逝——這位在荊州經營了十八年的割據諸侯，最終未能看到荊州的未來，便帶著“稱霸天下”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劉表的病逝，讓荊州陷入了更大的混亂。

按照劉表的遺願，其少子劉琮繼位為荊州牧。

劉琮當時年僅十八歲，自幼生長在深宅大院中，缺乏政治經驗與軍事才能，麵對曹操大軍壓境的局麵，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應對。

而荊州內部，也分裂成兩大陣營：

一方是以劉表長子劉琦、劉備為首的“主戰派”。

劉琦因母親蔡氏（劉表後妻，蔡瑁之姐）的排擠，被迫前往江夏郡（今湖北武漢）擔任太守，手中掌握著部分兵力。

劉備則在官渡之戰後投奔劉表，被劉表安置在新野（今河南新野），負責抵禦曹操的南下，此時也擁有一萬多兵力。

劉琦與劉備認為，荊州地勢險要，擁有十萬大軍，若能聯合起來，憑借襄陽、江陵等堅城，必能抵擋曹操的進攻；同時，他們還可以聯合江東的孫權，形成“孫劉聯盟”，共同對抗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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