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名人傳 第364章 王敦

    王敦（266年－324年），字處仲，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東晉開國元勳、軍事統帥，亦是攪動江東政局的核心權臣。

他出身魏晉頂級門閥琅琊王氏，與堂弟王導共同締造了“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以卓越軍功奠定東晉基業，卻因權欲膨脹兩度起兵叛亂，最終落得剖棺戮屍的下場。

其一生橫跨西晉末年至東晉初年的亂世，集功勳、野心、忠誠與叛逆於一身，既是華夏文明南渡延續的功臣，也是門閥政治失控的縮影，在魏晉南北朝的曆史長卷中留下了濃墨重彩且極具爭議的一筆。

琅琊王氏自東漢以來便是累世公卿的名門望族，魏晉之際更是躋身“王謝袁蕭”頂級門閥之列。

王敦的祖父王覽，是西晉光祿大夫，以孝悌聞名，為家族奠定了深厚的道德與政治根基；父親王基，官至治書侍禦史，執掌監察要務，在朝堂頗具聲望。

生於這樣的家族，王敦自幼便接受了頂級的儒學教育與政治熏陶，加之天資聰穎，很快便展現出過人的膽識與器量。

史載王敦“眉目疏朗，性簡脫，有鑒裁”，性格雄豪不羈，不拘泥於世俗禮法。

年少時，他曾拜訪當時的名士王衍，王衍見其談吐不凡、氣度沉雄，不禁感歎：“處仲蜂目豺聲，好亂樂禍，若得誌，必為天下患。”

這番評價雖帶有玄學清談家的預判，卻精準勾勒出王敦骨子裡的剛猛與叛逆。

成年後，王敦憑借家族聲望與自身才學入仕西晉，初任駙馬都尉，迎娶晉武帝司馬炎之女襄城公主，一躍成為皇親國戚，躋身統治階層核心圈。

西晉泰始年間，朝政初穩，但深層矛盾已暗流湧動。

王敦雖身處京城，卻敏銳地察覺到北方士族壟斷朝政、皇族內部爭權奪利的危機，主動請求外放地方，遠離政治旋渦。

他先後出任青州刺史、揚州刺史，在地方任職期間，展現出卓越的行政與軍事才能：一方麵，他整飭吏治，打擊豪強兼並土地，安撫流民，推動江南地區的經濟恢複；另一方麵，他積極整訓軍隊，鎮壓地方盜賊與小規模流民起義，穩定了地方秩序。

此時的江南，雖遠離北方戰亂中心，卻也因西晉朝廷的控製力減弱而局勢動蕩。

王敦在揚州任上，不僅積累了豐富的軍政經驗，更暗中籠絡了一批北方南遷士族與江東本土豪強，為琅琊王氏日後在江東立足儲備了重要力量。

他深知，亂世之中，兵權與地盤纔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在任期間，他格外注重軍隊建設與地方勢力的整合，逐步形成了以自己為核心的軍事集團。

王敦的性格中，始終存在著剛猛狠辣與隱忍蟄伏的矛盾。

史書記載了這樣一則軼事：一次宴會上，有美人輪番為賓客勸酒，若客人不飲，主人便命人將勸酒美人斬殺。

輪到王敦時，他明知規矩，卻故意不飲，冷眼旁觀美人被拖出去行刑。

接連斬殺三人後，在座賓客皆大驚失色，唯有王敦神色自若，依舊不飲。

這種冷酷決絕的性格，讓他在亂世中能夠果斷決策、震懾對手，卻也為日後的獨斷專行埋下伏筆。

但在西晉末年的政治環境中，王敦亦懂得隱忍。

八王之亂爆發後，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成都王司馬穎等皇族子弟相互攻伐，京城洛陽淪為戰場。

王敦時任黃門侍郎，身處亂局中心，卻始終保持中立，既不依附任何一方，也不輕易表露政治立場。

他利用琅琊王氏的家族影響力，暗中保護族人，同時密切關注局勢變化，等待最佳的出頭時機。

這種“靜若處子，動若脫兔”的隱忍，讓他在八王之亂的血雨腥風中得以保全自身，為日後南下江東埋下伏筆。

西晉建興四年（316年），長安淪陷，晉湣帝司馬鄴被俘，西晉王朝正式滅亡。

北方陷入“五胡亂華”的混亂局麵，匈奴、羯、氐等少數民族政權相互攻伐，北方士族為躲避戰亂，大規模南遷江東，史稱“衣冠南渡”。

此時，琅琊王司馬睿在王導的輔佐下，已抵達建康（今江蘇南京），但根基未穩，江東本土士族對這位北方來的皇族心存疑慮，不願歸附。

關鍵時刻，王敦從揚州起兵，率軍前往建康，與王導形成“一內一外”的輔佐格局：王導主內，負責聯絡江東士族、製定治國方略，以“鎮之以靜”的策略穩定朝局；王敦主外，手握重兵，負責平定四方叛亂、鞏固疆土，以軍事威懾保障政權安全。

建武元年（317年），在王敦、王導等人的擁戴下，司馬睿正式稱晉王，建立東晉政權；次年，司馬睿登基稱帝，是為晉元帝，東晉王朝就此建立。

東晉建立之初，司馬睿深知自己能在江東立足，全靠琅琊王氏的支援，因此對王敦、王導兄弟格外倚重。

王導被任命為丞相，執掌朝政；王敦則被任命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坐鎮荊州，手握東晉最精銳的軍隊，掌控長江中上遊的戰略要地。

時人傳唱“王與馬，共天下”，生動描繪了琅琊王氏與司馬氏皇族平分天下的政治格局，而王敦正是這一格局中軍事力量的核心支柱。

東晉建立初期，江南局勢並不穩定：北方南遷士族與江東本土士族因土地、資源分配產生尖銳矛盾；地方豪強割據一方，不聽朝廷號令；流民起義頻發，嚴重威脅政權安全。

王敦以荊州為基地，先後發動了一係列軍事行動，逐一平定了江南的割據勢力與叛亂。

首先，王敦率軍討伐不服朝廷管轄的江州刺史華軼。

華軼是北方士族出身，自恃名望，拒絕承認司馬睿的東晉政權，擁兵自重。

王敦親率大軍出征，采用“分化瓦解
軍事強攻”的策略，一方麵拉攏華軼麾下的將領，另一方麵集中優勢兵力猛攻江州治所武昌，最終斬殺華軼，收複江州，將長江中遊的軍事要地納入掌控。

隨後，王敦又率軍平定了杜弢領導的流民起義。

杜弢是益州流民首領，因不堪東晉官吏的壓迫，在湘州發動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到數萬人，先後攻占長沙、武昌等重鎮，威脅建康安全。

王敦任命陶侃為前鋒都督，自己坐鎮後方指揮，采取“圍點打援、逐步蠶食”的戰術，曆經數年苦戰，最終徹底鎮壓了起義，穩定了湘州、荊州的局勢。

通過這一係列軍事行動，王敦不僅平定了江南的叛亂，更將東晉的疆域擴充套件到荊、江、揚、湘、交、廣六州，建立起以長江為防線的軍事屏障，為東晉政權的穩固奠定了堅實的軍事基礎。

與此同時，他的個人威望也達到了頂峰，成為東晉朝廷中無人能及的軍事強人。

隨著軍事功勳的積累與地盤的擴大，王敦的權勢日益膨脹，逐漸超出了晉元帝司馬睿的掌控範圍。

他在荊州、江州等地自行任免官吏，征收賦稅，形成了獨立於朝廷的地方割據勢力；他大肆安插親信與琅琊王氏子弟擔任要職，朝堂之上，王氏子弟遍佈，形成了“王氏子弟皆列卿相”的局麵；甚至連東晉的禁軍，都有他的親信滲透，司馬睿的一舉一動都在他的監視之下。

晉元帝司馬睿雖為皇帝，卻形同傀儡，對王敦的專權日益不滿。

他深知，若任由王敦勢力發展，東晉政權終將被琅琊王氏取代。

於是，司馬睿暗中扶持劉隗、刁協等寒門出身的大臣，試圖通過他們削弱王氏勢力：任命劉隗為鎮北將軍，率軍駐守淮陰，以防備王敦；任命刁協為尚書令，執掌中樞政務，推行抑製門閥的政策；同時，司馬睿還試圖收回王敦的兵權，限製其任免官吏的權力。

司馬睿的這些舉措，徹底激化了他與王敦之間的矛盾。

王敦自恃擁立之功與軍事優勢，對司馬睿的“削權”行為極為不滿，多次上書朝廷，指責劉隗、刁協“讒佞惑主，擅作威福”，要求罷免二人。

但司馬睿不為所動，反而進一步加強對王敦的防範。

雙方的矛盾從暗中角力逐漸走向公開對立，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已不可避免。

東晉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以“清君側”為名，在武昌起兵，率領水陸大軍順江而下，直指建康，發動了第一次叛亂。

他在檄文中曆數劉隗、刁協的罪狀，聲稱“隗首亂階，協同惡相濟，禍加宗室，毒流士庶”，表示此次起兵的目的是“誅隗翦協，以清王室”，並非針對晉元帝司馬睿。

王敦的叛亂，得到了部分門閥士族的暗中支援。

由於司馬睿重用劉隗、刁協等寒門大臣，推行抑製門閥的政策，觸動了許多士族的利益，他們雖不公開支援王敦叛亂，卻采取了觀望態度，不願為朝廷效力。

而王敦麾下的軍隊，經過多年的訓練與征戰，戰鬥力極強，加之他早有準備，糧草充足，因此叛軍進展神速，很快便攻占了蕪湖、姑孰等重鎮，兵臨建康城下。

麵對王敦的叛軍，晉元帝司馬睿倉促應戰，任命劉隗、刁協率軍防守建康，同時征召各地將領率軍勤王。

但此時的東晉朝廷，軍隊戰鬥力薄弱，且缺乏統一指揮，各地將領要麼畏懼王敦的軍威，要麼持觀望態度，勤王軍隊遲遲未能集結。

劉隗、刁協雖忠心耿耿，卻缺乏軍事才能，加之麾下士兵多為臨時征召，軍心渙散，與叛軍一觸即潰。

叛軍攻破建康外城後，王敦放縱士兵劫掠，城內火光衝天，百姓流離失所，一片狼藉。

晉元帝司馬睿見大勢已去，無奈之下，派人向王敦求和，表示願意罷免劉隗、刁協，滿足其要求。

但王敦並不罷休，繼續率軍猛攻內城。劉隗、刁協見建康難保，倉皇出逃：刁協在逃亡途中被隨從所殺，首級被獻給王敦；劉隗則曆經艱險，投奔了北方的後趙政權，最終客死他鄉。

王敦進入建康後，並未直接廢黜晉元帝司馬睿，而是以勝利者的姿態掌控了朝政。

他首先誅殺了司馬睿的親信大臣周顗、戴淵等人，以清除朝廷中的反對勢力；隨後，他任免百官，將琅琊王氏及親信勢力安插至朝廷關鍵崗位：王導進位太傅，錄尚書事，執掌中樞；王敦自任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封武昌郡公，享有“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的特權，權勢達到。

此時的王敦，名為丞相，實為攝政王，晉元帝司馬睿完全被架空。

他在朝廷中獨斷專行，生殺予奪全憑一己之意，朝堂上下無人敢違抗其命令。

司馬睿經此一役，心力交瘁，加之大權旁落的屈辱與憤懣，很快便一病不起。

永昌元年（322年）閏十一月，晉元帝司馬睿憂憤而死，太子司馬紹即位，是為晉明帝。

晉明帝即位後，深知自己羽翼未豐，無力與王敦抗衡，因此表麵上對王敦恭順有加，不斷加官晉爵，以麻痹其警惕心；暗地裡，他卻積極聯絡反對王敦的勢力，積蓄力量，等待反擊的時機。

王敦雖察覺到晉明帝的意圖，但此時他已年老多病，加之認為晉明帝不足為懼，因此並未立即采取行動，這為他日後的失敗埋下了隱患。

東晉太寧二年（324年），王敦的病情日益加重，身體每況愈下。

他深知自己時日無多，若不趁生前奪取皇位，琅琊王氏的權勢將難以維係。

於是，王敦決定再次起兵叛亂，徹底推翻東晉政權，建立王氏王朝。

為了確保叛亂成功，王敦進行了周密的部署：任命侄子王應為元帥，統領叛軍；任命錢鳳、沈充等親信為將領，率軍進攻建康；同時，他還聯絡了江東的部分豪強勢力，約定共同起兵。

王敦深知自己無法親自指揮軍隊，因此在起兵前，他對王應、錢鳳等人反複叮囑作戰方略，要求他們迅速攻占建康，控製晉明帝。

然而，此時的局勢已與第一次叛亂時大不相同：一方麵，晉明帝早有準備，他在暗中聯絡了王導、郗鑒等反對王敦叛亂的大臣，形成了統一的抗叛聯盟；另一方麵，王敦的叛亂行為已徹底暴露了其篡權奪位的野心，引起了廣大士族與百姓的不滿，叛軍失去了民心支援；此外，王敦病重的訊息傳開後，叛軍內部軍心渙散，將領們各懷異心，缺乏統一的指揮與協作。

王導作為琅琊王氏的核心成員，始終以維護東晉朝廷穩定與家族利益為己任。

他對王敦的第一次叛亂雖未公開反對，但也並不讚同其獨斷專行；對於王敦的第二次叛亂，王導更是明確表示反對，因為他深知，若王敦篡權失敗，琅琊王氏將麵臨滅頂之災。

得知王敦病重起兵後，王導立即采取行動，公開宣稱王敦已死，偽造了王敦的死訊，號令天下討伐“偽帥王應”。

這一舉措極大地動搖了叛軍的軍心，叛軍士兵誤以為主帥已死，頓時士氣低落，人心惶惶。

同時，王導被晉明帝任命為大都督，率軍防守建康，他積極組織兵力，加固城防，聯絡各地勤王軍隊，形成了對叛軍的合圍之勢。

江東士族與各地將領見王導站在朝廷一邊，紛紛響應晉明帝的號召，率軍勤王。

叛軍在進攻建康的過程中，遭到了朝廷軍隊的頑強抵抗，多次進攻均以失敗告終。

錢鳳、沈充等將領雖拚死作戰，但由於軍心渙散、指揮失當，叛軍節節敗退，損失慘重。

太寧二年（324年）七月，王敦在武昌得知叛軍失利的訊息後，病情急劇加重，最終病逝，享年五十九歲。

王敦死後，叛軍群龍無首，徹底陷入混亂。

王應等人無心戀戰，焚燒營壘，倉皇出逃，試圖投奔北方的後趙政權，卻在途中被朝廷軍隊擒獲斬殺。

錢鳳、沈充等親信將領也先後被誅殺，叛軍徹底潰敗。

晉明帝平定叛亂後，為了震懾天下，下令追討王敦的罪責。

他派人挖開王敦的墳墓，剖棺戮屍，將王敦的頭顱懸掛於朱雀橋示眾，曆時數日才取下；王敦的親信黨羽被儘數誅殺，琅琊王氏因此遭受重創，許多族人被牽連誅殺或流放，曾經權傾天下的琅琊王氏，權勢大不如前。

“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隨著王敦的叛亂失敗而徹底終結。

晉明帝通過平定王敦叛亂，鞏固了皇權，加強了中央集權，東晉朝廷的統治逐漸穩定下來。

此後，東晉朝廷逐步推行平衡門閥勢力的政策，避免單一門閥獨大，維持了近百年的統治。

作為東晉的開國元勳，王敦的曆史功績不容忽視。

在西晉滅亡、天下大亂的危急時刻，他與王導攜手，擁戴司馬睿在江東建立東晉政權，為北方南遷士族與江南百姓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定的庇護所，使得華夏文明在南方得以延續和發展。

若沒有王敦的軍事支援，司馬睿很難在江東立足，東晉政權也難以建立，華夏文明可能會在“五胡亂華”的浪潮中遭受更大的破壞。

在軍事上，王敦的才能極為卓越。

他平定江南的割據勢力與流民起義，統一了長江中上遊的軍事要地，建立起以長江為防線的軍事屏障，有效抵禦了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南侵，保障了江南地區的安定與發展。

他治軍嚴明，麾下軍隊戰鬥力強悍，成為東晉初年國防的核心力量，為江南地區的經濟恢複與文化繁榮創造了穩定的外部環境。

在政治上，王敦與王導共同締造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雖然帶有門閥政治的侷限性，卻在特定的曆史時期起到了穩定政權的作用。

這一格局平衡了皇族與門閥士族的利益，使得東晉政權在建立初期能夠凝聚各方力量，渡過難關。

同時，王敦也重視人才選拔，提拔了一批有才能的寒門子弟與南遷士族，為東晉朝廷注入了新鮮血液。

然而，權力的腐蝕最終讓王敦迷失了方向，他的叛亂行為給東晉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王敦的兩次叛亂，引發了大規模的戰亂，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百姓流離失所，民不聊生。

建康城在叛亂中被劫掠焚毀，許多文化典籍與曆史遺跡遭到破壞，對江南地區的文化傳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王敦的叛亂，本質上是門閥勢力與皇權之間的權力鬥爭，他的行為打破了“王與馬，共天下”的權力平衡，激化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

雖然叛亂最終被平定，但東晉朝廷的統治基礎受到了嚴重削弱，門閥士族與皇權之間的信任徹底破裂，為日後東晉的政治動蕩埋下了隱患。

此外，王敦的叛亂也給琅琊王氏帶來了滅頂之災。

叛亂失敗後，琅琊王氏遭受重創，權勢一落千丈，從權力巔峰跌落至普通門閥。

雖然王導憑借智慧與功績保住了家族的地位，但琅琊王氏再也無法恢複往日的輝煌，這也是王敦始料未及的。

王敦的一生，是亂世梟雄的典型寫照。

他憑借卓越的才能與機遇，在亂世中崛起，成為權傾天下的權臣；卻因權欲熏心，走上叛亂之路，最終身敗名裂。

他的故事，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啟示：權力是一把雙刃劍，既能成就人，也能毀滅人。

在權力麵前，唯有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守道德與底線，才能善始善終；若被權欲衝昏頭腦，不擇手段地追求權力，最終必將遭到曆史的唾棄。

從曆史背景來看，王敦的叛亂並非偶然。

東晉初年，門閥製度盛行，皇權薄弱，門閥士族憑借自身的勢力與聲望，能夠與皇權分庭抗禮。

王敦的叛亂，是門閥勢力擴張到極致的必然結果，也是門閥政治的必然悲劇。

他的失敗，標誌著門閥勢力的擴張受到了遏製，也為後世統治者提供了借鑒：必須加強中央集權，平衡各方勢力，才能維護政權的穩定與長治久安。

在東晉曆史上，王敦是一個無法迴避的人物。

他的功績與過錯、忠誠與叛逆，交織成一幅複雜的曆史畫卷。

他既是華夏文明南渡的功臣，也是攪動政局的亂臣；既是軍事奇才，也是權欲梟雄。

他的故事，不僅展現了東晉初年的政治風雲、門閥紛爭，更折射出人性在權力麵前的掙紮與迷失，成為中國古代曆史中一段引人深思的篇章。

千百年後，當我們回望這段曆史，王敦的形象依然鮮活而複雜。

他的一生，是亂世的產物，也是曆史的必然。

他用自己的功過是非，為後世留下了無儘的思考，也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任何企圖憑借權勢挑戰曆史潮流的人，最終都將被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