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公開課—哲學史五講 前衛的“人事為本，天道為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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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的“人事為本，天道為末”

在經曆了400餘年哲學神學化的過程之後，仲長統

“人道為本，天道為末”這個命題的提出，不僅使先秦哲學固有的人道主義思想更加明晰，而且在思想史上具劃時代意義，標誌著長期遭受神學迷信壓抑的哲學理性的重新崛起。

仲長統(179—220)，字公理，山東鄒縣人。漢末唯物主義哲學家，進步的思想家。著有《昌文》《昌言》是一部政治思想雜論集，共34篇，10餘萬言。大部分散失，所存者散見於《後漢書》、《群書治要》、《齊民要術》等書中，有輯佚本。

人事為本，天道為末

古代所謂“天道”，包括兩個方麵，一方麵是科學的天文學的內容，一方麵是宗教迷信的虛構。仲長統認識二者的分彆，他所說的“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是就古代所謂“天道”中的科學部分說的。他所說的“大略吉凶之祥”，是就古代所謂“天道”中的迷信部分說的。而他所反對的就是所謂“天道”中的宗教迷信，如董仲舒等所講的“天人感應”以及“災異”、“祥瑞”之類。在他看來，這種“天人之學”對世俗的建功立業毫無實際意義。世事的成功與否，完全取決於人事。國家的興衰存亡，亦是如此。假使“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為善惡，以喜怒為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則“蓍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群麗碑之間，馮相坐檯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他由此得出了“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的結論。這個結論，一方麵表明瞭其貶抑“天道”、反對“天道之學”的無神論傾向，另一方麵顯示了其弘揚“人道”、提倡“儘人事”的人本主義立場。

進步的曆史觀

在仲長統這裡，一個朝代的開創者，本來是無權有天下的(“無天下之分”)。他們雖自稱為“當天命”，但其實都是靠武力、才智取得政權的。同時跟他們競爭的人都是“偽假天威”，“矯據方國”同他們“角才智，程勇力”，直到“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才都投降。這些創業者既已取得了政權，他們就又依靠國家機器使“貴有常家，尊在一人”。而到了一個朝代的末期，統治者對於老百姓的壓迫和剝削越來越厲害，而老百姓無法忍受，於是一場農民大起義，使一個朝代的統治“土崩瓦解，一朝而去”。一個新的統治者，又開始了“政(治)亂周複”的過程。仲長統認為，這是“天道常然之大數”，就是說，這是一種經常起作用的規律。

仲長統這種曆史觀打擊了封建正統派把政權起源歸之於王者為民除害的虛偽的說教。他揭露了封建**主義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指出封建統治者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和榨取是一個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這些觀點，在當時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是漢末農民大起義在思想上的反映。但也可以看出，他把整個曆史的發展，仍舊看成是“一治一亂”的循環過程，而且認為“亂世長而化世短”，對曆史發展的前途表現出了悲觀的情緒。他把朝代興廢歸之於“天道常然之大數”，這就又帶有曆史宿命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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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長統拒絕高乾

仲長統遊學到幷州，聽說袁紹的外甥高乾禮賢下士，就前去拜訪。高乾待他十分優厚，征求他對時局的意見想拉攏他。仲長統卻對高乾說：“你有英雄誌向，卻冇有英雄才乾；喜愛賢能人士，卻不知道誰是賢能人士，你應該在這上麵檢討。”高乾自以為能力高人一等，對仲長統的直言陳辭，認為是一種冒犯，大不高興。仲長統於是告辭他去彆處。高乾兵敗死了之後，大家都說仲長統有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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