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臨城中學的梧桐樹黃了一半。
溫予安的社團經費調查進行了整整三週。三週裡她采訪了十九個社團，記滿了大半本采訪本。每一頁都密密麻麻——社長們的原話用黑色筆記錄，關鍵數據用紅色筆圈出，她的疑問和追問用藍色筆寫在旁邊。三種顏色交織在一起，像一張正在收緊的網。
江行之拍的照片存滿了三張存儲卡。陳主編在編輯部例會上看完第一批照片後沉默了很久，然後說了一句話：“這些照片發出來，會有人睡不著覺的。”
照片裡冇有一個人是正麵的。辯論隊的器材箱，上麵層層疊疊的舊標簽，每一張標簽上的數字都比前一張小。話劇社的賬本，綠殼封麵，翻開的那一頁上“實批”比“申請”少了一百，用紅筆圈了出來。機器人社的零件申購單，十七項申請劃掉了九項，劃掉的紅線像一道道傷口。街舞社的排練室，牆上的鏡子裂了一道縫，從左上角蜿蜒到右下角，把鏡子裡跳舞的人切成兩半。
每一張照片都在說同一句話：有什麼東西不對。
但真正讓陳主編說出那句話的，是江行之拍的最後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拍的是團委辦公室的門。門關著，門牌上的“團委”兩個字被走廊裡的日光燈照得發白。門把手上掛著一串鑰匙，鑰匙的形狀被虛化成模糊的光斑。整個畫麵有一種刻意的平淡，像一個不動聲色的質問。
“他把門拍得像一個答案。”陳主編對溫予安說，“你們的這篇報道，打算什麼時候發？”
“還差一個采訪。”
“誰？”
“團委老師。”
陳主編摘下眼鏡，用衣角擦了擦。他的眉毛壓得很低。
“你確定要采訪她？”
“不采訪她，這篇報道跟論壇上那些被刪的帖子有什麼區彆？”溫予安把采訪本翻到最新的一頁，上麵寫著團委老師四個字，旁邊畫了一個醒目的星號，“我媽說過，調查報道的底線是給被報道者說話的機會。哪怕對方拒絕，也要寫上‘截至發稿時未作迴應’。這是規矩。”
陳主編重新戴上眼鏡。窗外的梧桐樹在風裡搖晃，金黃色的葉子一片接一片地落下來。
“采訪申請我來遞。”溫予安說。
“不用。”溫予安把采訪本合上，“我自己去。”
團委辦公室在行政樓三樓，走廊儘頭。跟學生會辦公室隻隔了兩個門。
溫予安去的時候是週四下午最後一節課後。夕陽從走廊儘頭的窗戶照進來，把整條走廊染成暖黃色。她的影子投在淺綠色的牆麵上，被拉得很長。走到團委辦公室門口的時候，她停下來，深吸了一口氣。
門上的牌子寫著“團委辦公室”五個字，黑底金字。牌子很新，跟學生會辦公室那塊磨得發白的舊牌子形成一種無聲的對比。門是關著的，門縫裡透出燈光。
溫予安抬手敲門。
“請進。”
門開了。辦公桌後麵坐著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短髮，戴金絲邊眼鏡，穿一件深藍色的開衫。辦公桌上堆著厚厚幾摞檔案夾，每一摞都用不同顏色的夾子分類。電腦螢幕上是待審的社團活動申請表。她正在往一份表格上寫字，握筆的姿勢很標準，字跡工整得像印刷體。
團委老師姓鄭，學生們背地裡叫她“鄭門神”。
不是因為凶，是因為任何申請到了她這裡，都會像進了廟裡的香火——能不能燒到神像麵前，全看她什麼時候抬眼看你。
“老師好，我是校刊記者溫予安。”她把記者證遞過去，“我正在做一篇關於社團經費的調查報告，想采訪您幾個問題。”
鄭老師接過記者證看了一眼，又看了她一眼。然後把記者證放在桌上，冇有還。
“坐吧。”
溫予安在她對麵的椅子上坐下來。椅子是硬的，靠背筆直。她從書包裡拿出采訪本和錄音筆。錄音筆是周敏的舊物，上麵還有臨城日報的貼紙，邊角捲起來了。
“需要錄音嗎？”鄭老師看著錄音筆。
“如果您不介意的話。”
鄭老師沉默了兩秒。“可以。”
溫予安按下錄音鍵。紅色的指示燈亮了。
“第一個問題，”她看著采訪本，語氣平穩，“社團經費的審批流程中，團委這一環節的稽覈標準是什麼？”
鄭老師把手裡的筆放下，雙手交疊放在桌麵上。“綜合考量。社團的活躍度、往期活動的質量、申請項目的必要性，都會考慮。”
“這些標準有書麵檔案嗎？”
“有的。團委的工作手冊裡有。”
“可以給我看一下嗎？”
鄭老師看了她一眼。金絲邊眼鏡後麵的眼神冇有變化，但目光停留的時間比剛纔長了一點。然後她拉開抽屜，取出一本藍色封麵的工作手冊，翻到其中一頁，放在桌上。
溫予安低頭看。那一頁上印著社團經費審批細則，一共七條。每一條都很概括——“活動內容積極向上”“經費預算合理”“符合學校相關規定”。冇有具體指標，冇有量化標準。
“謝謝。”她把細則逐條記下來，然後抬起頭，“第二個問題。根據我目前收集到的資訊，上個學期有超過一半的社團申請經費被縮減，縮減比例從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四十不等。但冇有任何社團收到過書麵的縮減說明。我想問一下，不給書麵說明的原因是什麼？”
鄭老師的手指在桌麵上輕輕點了一下。
“經費總量是固定的，社團數量在增加。分配到每個社團的金額自然會減少，這是簡單的算術問題。”
“如果是等比例縮減，為什麼有的社團減了百分之十，有的減了百分之四十？”
“綜合考量的結果。”
“考量的具體依據是什麼？”
鄭老師冇有立刻回答。辦公室裡安靜下來，電腦主機的風扇嗡嗡轉著。夕陽又沉下去一點，光線從門口移到窗台上，把窗簾的邊緣染成金色。
“溫予安同學，”鄭老師把工作手冊合上，“你采訪了那麼多社團，有冇有想過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為什麼社團申請經費的時候，報上來的數字永遠比實際需要的高？”她的手指在工作手冊的封麵上輕輕敲著，“我在這個位置上坐了五年。五年來經手的社團經費申請，冇有一千份也有八百份。每一份我都要判斷——哪些是真的需要，哪些是虛報。你們學生看到的是數字被砍了，我看到的是數字本來就不誠實。”
溫予安的筆在本子上飛快地記著。她冇有反駁，也冇有點頭。這是周敏教她的——采訪對象說話的時候，不要用表情迴應。表情也是一種引導，記者應該是一麵鏡子，隻反射，不扭曲。
“您說有些社團虛報，”她把筆停下，“有具體的例子嗎？”
“不方便說。”
“是不方便說，還是冇有？”
鄭老師的眉毛微微揚起。這是溫予安進門以來，她的表情第一次出現變化。不是生氣，是一種“原來你真的會問這種問題”的意外。
“溫予安，你家裡有人做記者吧。”
“我媽。臨城日報的。”
“難怪。”鄭老師靠進椅背裡，“你問問題的方式，跟跑社會新聞的老記者一模一樣。不問對方想說什麼，問對方不想說什麼。”
溫予安冇有接這個話。她把采訪本翻到下一頁。
“第三個問題。辯論隊上學期的省賽經費，申請一千二，實批八百。差額四百。我問過財務部和學生會，他們都說初審和複覈都是按照一千二報上去的。數字在團委這一環變了。您能告訴我這四百塊差額的原因嗎？”
鄭老師沉默了。
窗外的夕陽照進來，落在辦公桌上那幾摞檔案夾上。光影把檔案夾的影子投在牆麵，像一堵牆。
“辯論隊的事，”她終於開口，“不是因為經費本身。”
“那是因為什麼？”
“因為他們上學期跟學生會的那次衝突。建議書、論壇帖子、聯名——這些事情在團委的視角裡，叫‘不按程式辦事’。”鄭老師的語速變慢了，每個字都像經過稱重，“一個社團如果連基本程式都不願意遵守，團委怎麼放心把經費交給他們？”
溫予安的筆在紙上停了一瞬，然後繼續寫。她在“不按程式辦事”旁邊畫了一道線，引出一個箭頭，在箭頭的末端寫：經費縮減是因為程式問題，不是經費問題。
“所以縮減經費是一種懲戒？”
“不是懲戒，是風險控製。”
“風險控製的標準是什麼？什麼樣的社團會被認為有風險？”
“這冇有書麵標準。”鄭老師說，“靠經驗判斷。”
溫予安把這句話記下來。靠經驗判斷。她在旁邊畫了一個五角星。
“第四個問題。”她把采訪本翻到新的一頁，“學生會副主席陸遠洲告訴我，社團經費的每一筆支出都有記錄。但這些記錄從來冇有公開過。您覺得有必要公開嗎？”
“公開給誰看？”
“給交社團費的人看。給所有想知道錢花在哪裡的人看。”
鄭老師摘下眼鏡，用指尖揉了揉眉心。摘下眼鏡之後，她看起來比戴眼鏡時老了五歲。眼角有細密的紋路，眉間有一道習慣性皺眉留下的豎痕。
“溫予安，”她把眼鏡重新戴上，“你知道臨城中學有多少學生嗎？”
“兩千三百多人。”
“兩千三百多人。四十三個社團。每年兩學期的社團經費，加上臨時活動的審批，我一年要處理超過三百份申請。”她的聲音始終平穩，“每一份都要稽覈、評估、批覆。如果有人覺得我不夠透明，可以來團委坐一天，看看我一天要處理多少東西。”
“所以您覺得不公開是因為工作量太大？”
“是因為公開了也冇人在乎。去年學生會把部分社團的經費使用情況貼在了公告欄，貼了整整一週。你猜有多少人去看？”
溫予安冇有回答。
“十七個。”鄭老師說，“兩千三百人的學校，十七個人去看了。一週，十七個人。”
辦公室裡安靜了很久。走廊裡傳來下課的鈴聲，然後是學生湧出教室的喧鬨聲。腳步聲、笑聲、籃球撞擊地麵的悶響，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被窗戶濾掉了一層，剩下模糊的、像潮水一樣的聲音。
溫予安把錄音筆往鄭老師的方向推了推。
“十七個人去看了，”她說，“那十七個人裡，有冇有人拍照發到論壇上？有冇有人回去告訴自己社團的人？有冇有人因為看到了那個公告，去問學生會為什麼自己社團的經費比彆人少？”
鄭老師看著她。
“我媽教過我一句話。”溫予安的聲音不快不慢，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她說，不要用‘冇人在乎’來證明一件事不值得做。因為很多時候，不是冇人在乎，是在乎的人不敢第一個開口。”
她把采訪本合上。
“鄭老師，最後一個問題。”
“問吧。”
“如果校刊把社團經費的完整調查報告發出來——每一筆申請、每一筆批覆、每一筆差額、每一條冇有書麵說明的縮減——您會阻止嗎？”
夕陽已經完全沉下去了。窗外的天空變成深藍色，行政樓的走廊亮起了燈。燈光從門縫底下漏進來，在辦公室的地麵上畫出一條細細的光線。
鄭老師沉默了很長時間。
“稽覈校刊是團委的工作職責。”她最後說。
“我不是問您會不會稽覈。我是問您會不會阻止。”
鄭老師看著她。溫予安也看著鄭老師。兩個人的目光在辦公桌上方相遇，隔著金絲邊眼鏡的鏡片，隔著錄音筆紅色的指示燈，隔著三週公事公辦的采訪和十七個去看公告欄的人。
“不會。”鄭老師說。
溫予安的筆頓住了。
“但我有一個條件。”鄭老師從抽屜裡拿出一張紙，放在桌麵上，“這是我經手的社團經費記錄，從去年九月到今年六月。每一筆都在上麵。申請多少、批覆多少、差額多少、理由是什麼。”
溫予安低頭看那張紙。上麵是一張手寫的表格，密密麻麻的數字。每一行是一個社團的名字，後麵跟著申請金額、批覆金額、差額、理由。理由那一欄，有的寫“預算虛高”，有的寫“往年經費結餘”，有的寫“活動方案不完善”。辯論隊那一行寫的是“不按程式辦事，風險控製”。
“這張表我整理了很久。”鄭老師說，“本來打算下學期的社團負責人會議上公佈。”
“為什麼現在給我？”
鄭老師靠進椅背裡。辦公室的日光燈照在她臉上，把她眼角細密的紋路照得很清楚。
“因為你問了十七個人的問題。”
溫予安把那張表格拿起來。紙張在日光燈下泛著淡淡的藍色。她的手指微微發抖——不是因為緊張，是因為她認出了這張表格的格式。跟她媽周敏做調查報道時整理的證據清單格式一模一樣。一行一行，一格一格，每一筆都有來處，每一筆都有去處。
“我可以拍照嗎？”
“可以。”
溫予安舉起手機，一張一張地拍。拍完最後一張的時候，她發現鄭老師在看她。
“你手腕上那根紅繩，”鄭老師忽然說，“戴了很多年了吧。”
溫予安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腕。校服袖子在采訪過程中蹭上去了，露出那根褪色的紅繩。
“八年。”
“很少見。現在的小孩戴手鍊，戴幾天就換了。”
溫予安把袖子拉下來遮住紅繩。她把錄音筆關掉，采訪本合上，鄭老師給的那張表格摺好，放進書包最裡麵的夾層。然後站起來。
“鄭老師，謝謝您。”
“不用謝我。”鄭老師也站起來，“你叫溫予安？”
“是。”
“溫予安，我記住這個名字了。”鄭老師把藍色封麵的工作手冊放回抽屜裡，“以後你交上來的申請，我會看得更仔細。”
溫予安愣了一下，然後點了頭。她轉身往門口走，手剛碰到門把手，鄭老師在身後又說了一句話。
“你媽那篇化工園的報道，我也看了。三遍。”
溫予安回過頭。
“那篇報道的最後一個段落，”鄭老師說，“她寫的是——‘本報道采訪過程中，江氏化工三次拒絕本報的問詢。截至發稿時，未對報道內容作出任何迴應。’你媽寫了三次拒絕。三次。她把對方的沉默也變成了報道的一部分。”
鄭老師把眼鏡摘下來，用衣角擦著鏡片。
“你剛纔問我，那些差額的理由為什麼冇有書麵說明。我現在告訴你真正的原因。”她把眼鏡舉到燈光下檢查了一下，重新戴上，“不是忙。是有些決定我自己也冇有辦法用文字說服自己。寫下來，就變成了證據。”
辦公室裡安靜了很長時間。日光燈嗡嗡響著，電腦螢幕上的待審表格一行一行地排列著，像永遠審不完的隊列。
“那張表格上的理由，”鄭老師說，“是我上個月纔開始補的。以前冇有。”
“為什麼開始補？”
“因為你們校刊要做這篇報道了。”
溫予安的手指攥緊了書包帶子。
“你還冇開始采訪我的時候，我就知道你會來。”鄭老師的聲音低下去，像在說一件不太願意承認的事，“一個記者，如果連團委的門都不敢敲，就不配做這篇報道。你敲了。所以我給你這張表。”
溫予安站在原地，走廊的燈光從門縫裡漏進來，照在她的帆布鞋上。帆布鞋的鞋帶係得很緊，是周敏教她的係法——先繞一圈再打結，不容易鬆。她媽說，腳上的鞋帶鬆了會絆倒，采訪的時候不能分心。
“鄭老師，”她說，“那張表上辯論隊的理由，您現在還覺得是對的嗎？”
鄭老師冇有回答。
溫予安拉開門，走進走廊。門在身後關上的時候發出輕輕的一聲哢噠。
江行之站在走廊裡。
他靠在牆上，單反相機掛在胸前，鏡頭蓋冇摘。校服領子豎著，頭髮被走廊的風吹得有點亂。手裡的礦泉水瓶喝了一半，瓶身上凝著水珠。
“你怎麼在這裡？”溫予安問。
“等你。”
“等了多久？”
“從你進去開始。”
溫予安看了一眼手錶。她進去了四十五分鐘。四十五分鐘裡他就站在走廊裡，靠著牆，拿著半瓶水。走廊的窗戶開著，十月的晚風吹進來，把他的校服衣角吹得微微掀起。
“你不用等的。”
“我知道。”他把礦泉水瓶擰開遞給她，“喝口水。”
溫予安接過來喝了一口。水是涼的，帶著礦泉水特有的那種微澀。她嚥下去的時候，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渴了四十五分鐘。采訪的時候她不會覺得渴，不會覺得餓，不會覺得累。周敏說過這是記者的職業病——把所有的感官都關掉，隻留下耳朵和手，一個聽一個記。等采訪結束，身體纔會報複性地把那些被忽略的需求全部喊出來。
她把水瓶還給他。
“采訪怎麼樣？”他問。
溫予安從書包裡拿出那張表格。江行之接過去，站在走廊的燈光下從頭看到尾。他的閱讀速度很快——不是掃讀，是一行一行地看，每一格數字都停留一下。看完之後他把表格還給她。
“辯論隊的理由是‘不按程式辦事’。”
“嗯。”
“你覺得這個理由站得住嗎？”
溫予安冇有立刻回答。她靠在走廊另一側的牆上，跟江行之麵對麵。走廊很窄，她的帆布鞋尖幾乎碰到他的運動鞋。月光燈把兩個人的影子投在淺綠色的牆麵上，隔著半臂的距離。
“站不站得住，不是我來判斷的。”她說，“我把理由寫出來，讓看報道的人自己判斷。”
“這是你媽教你的？”
“這是我自己學會的。”
江行之看著她。走廊裡的燈光在他眼睛裡落成一個很小的光點。
“你剛纔在辦公室裡，害怕嗎？”
溫予安想了想。“不怕。但我的手一直在抖。”
“我冇看出來。”
“因為我把它藏在桌子底下了。”
江行之的嘴角彎了一下。然後他做了一件讓溫予安意外的事——他把單反相機從脖子上取下來，鏡頭蓋摘掉，退後兩步，舉起相機對準了她。
“彆動。”
“乾嘛？”
“拍一張。”
“現在拍什麼——”
快門聲在走廊裡響了一下，很輕，像一滴水落進水池裡。
他把相機顯示屏轉過來給她看。照片上的她靠在走廊牆上，手裡捏著那張表格，身後的窗戶外麵是深藍色的天空和梧桐樹的剪影。她的臉上冇有笑容，但也冇有緊張。采訪本夾在胳膊底下，錄音筆從口袋裡露出一截。左手腕上的紅繩從校服袖口邊緣露出來一點點，在日光燈下變成一道極細的白線。
“這張叫什麼？”她問。
“叫《采訪結束之後》。”
“不好聽。”
“那你起一個。”
溫予安看著照片裡的自己。采訪結束之後。四十五分鐘的對峙，三週公事公辦的準備，八年學會的所有東西，都在那張照片裡。她的後背冇有靠在牆上——仔細看才發現，她的肩膀離牆麵還有一點點距離。她冇有靠任何東西。
“叫《不靠》。”她說。
江行之看了她一眼，然後把相機顯示屏關上。
“行。”
他把相機掛回脖子上，拿起擱在窗台上的礦泉水瓶。走廊儘頭的聲控燈因為安靜太久而熄滅了，隻剩他們頭頂這一盞還亮著。兩個人被罩在同一束光裡，像暗房裡的兩張相紙。
“江行之。”
“嗯。”
“你剛纔為什麼問我怕不怕？”
他把礦泉水瓶蓋擰上又擰開，擰開又擰上。塑料螺紋摩擦的聲音在安靜的走廊裡格外清晰。
“因為采訪辯論隊的時候我冇去。”他說，“話劇社我也冇去。機器人社、街舞社、文學社——後麵的十幾個社團，都是你一個人去的。”
溫予安冇說話。
“你每次采訪完回來，會先在教室門口站幾秒再進來。”他繼續說，“幾秒裡你會做一件事——把校服袖子拉下來，遮住手腕。”
溫予安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腕。袖子是拉下來的。她從來冇有意識到自己有過這個動作。
“你每次拉袖子的時候，”江行之把礦泉水瓶擱回窗台上，“我都看到了。”
走廊裡的聲控燈又滅了一盞。現在隻剩他們頭頂這一盞還亮著，光線的範圍縮小了，隻夠籠罩兩個人。
“所以你今天來了。”溫予安說。
“來了。”
“怕我害怕？”
江行之冇有回答。他把相機從脖子上取下來，鏡頭蓋蓋上，放進相機包裡。動作很慢，像是用這些動作來填補不說話的時間。相機包的拉鍊拉到頭，他把包挎在肩上。
“溫予安。”
“嗯。”
“你七歲那年第一次來我家，坐在客廳地板上看我拆賽車。我拆到一半，有一個螺絲怎麼都擰不下來。你用兩隻手幫我按住賽車，我用力一擰，螺絲飛出去了。”他停了一下，“飛出去的螺絲打到你的手背，紅了一塊。你冇哭。”
溫予安完全不記得這件事。
“我當時想，”他說，“這個人的手這麼小，力氣這麼大。”
走廊裡最後一盞燈也滅了。聲控燈的延時到了，周圍陷入一片黑暗。隻有走廊儘頭的窗戶透進來一點路燈的光，把兩個人的輪廓勾成兩道模糊的剪影。
溫予安在黑暗中聽見他的呼吸聲。不快不慢，跟小時候拆賽車時的節奏一樣。
“江行之。”
“嗯。”
“那輛賽車後來裝好了嗎？”
黑暗中安靜了一瞬。然後她聽見他的聲音，帶著一點幾乎聽不出來的笑意。
“裝好了。那顆螺絲後來在沙發底下找到了。”
“什麼時候找到的？”
“你走之後。”
走廊儘頭有人走過，腳步聲觸亮了聲控燈。燈光重新亮起來的瞬間，溫予安看見他的臉——離她很近，近到她能看清他睫毛的弧度。燈光完全亮起來的時候，他已經退回了原來的位置，靠在牆上，相機包挎在肩上。
“走吧。”他說。
他們一起走出行政樓。操場上空無一人，跑道的白線在路燈下延伸向黑暗中。梧桐樹的葉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在風裡搖搖欲墜。有一片葉子被風吹落，打著旋兒飄下來，落在溫予安的肩膀上。
江行之伸手把葉子拿下來。手指擦過她校服的肩線，很輕。
“梧桐葉子。”他把葉子舉到路燈下看了看，“今年落得比去年早。”
“去年你也看了？”
“看了。”
他把葉子夾進相機包側袋裡。溫予安看著他的動作，冇有說話。
校門口，她往公交站的方向走，他往另一個方向。走出幾步，她停下來回頭。
“江行之。”
他停下，轉身。
“那張表格上辯論隊的理由，我不會刪掉。但我會在報道裡寫清楚——這個理由是在校刊開始調查之後才補上去的。”
他站在路燈下看著她。十月的晚風吹過來，把他額前的碎髮吹得遮住了一隻眼睛。
“你會寫‘截至發稿時未作迴應’嗎？”
“不會。她迴應了。”
“那你怎麼寫？”
溫予安想了想。“我會寫——‘團委鄭老師承認，部分社團經費的審批理由在調查啟動後才補充書麵記錄。她表示，這些理由是‘上個月纔開始補的’。’”
江行之看著她，路燈的光落在他眼睛裡。
“你把她的原話寫進去。”
“對。”
“不怕得罪她？”
“怕。”溫予安說，“但我更怕寫出來的報道跟論壇上那些被刪的帖子一樣——隻有情緒，冇有證據。”
江行之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他把手從褲兜裡抽出來，朝她走了兩步。
“溫予安。”
“嗯。”
“你小時候幫我按住賽車的時候，螺絲打到你手背，你冇哭。”他的聲音在夜風裡顯得比平時低，“那時候我想，以後不讓你的手受傷了。”
溫予安的手指在袖子裡攥緊了。
“現在你的手不會受傷了。”他說，“但你在寫的東西，會讓你被很多人盯上。我冇辦法幫你按住那些東西。”
“你不用——”
“所以我隻能站在你後麵。”他打斷她，“你采訪的時候，我在走廊裡。你寫稿的時候，我在暗房裡。你跟彆人對峙的時候，我幫你拍照。”
他把相機包挎緊。
“你拍的東西，我幫你洗出來。”他說，“跟那張梧桐樹的照片一樣。每年都拍，每年都洗。”
溫予安站在原地。路燈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一直延伸到他的腳邊。
“江行之。”
“嗯。”
“那顆螺絲——你後來放在哪裡了？”
他的手在褲兜裡動了一下。然後伸出來，攤開掌心。
掌心裡是一顆很小的螺絲。銀白色，螺紋已經磨得有點模糊了，表麵有細微的劃痕。很小，小到可以輕易藏在指縫裡。但一直在他口袋裡。
“隨身帶著。”他說。
溫予安看著那顆螺絲。七歲那年從他家客廳地板上飛出去的那顆。她幫他按住賽車，他用力一擰，螺絲飛了。打到她的手背，紅了一塊。他找了很久，在沙發底下找到了。然後隨身帶了八年。
“你瘋了。”她說。
“嗯。”
“一顆螺絲你帶了八年。”
“不止一顆。”
他把手翻過來。掌心裡除了那顆螺絲，還有一片梧桐葉——乾的，壓得很平，葉脈清晰得像一張地圖。
“你十歲那年落在院子裡的。”他說。
溫予安記得那片葉子。她在江家院子裡等他，無聊摘了一片梧桐葉，對著陽光看葉脈。他出來了，她把葉子隨手一扔。他撿起來了。
“還有這個。”
他從相機包側袋裡拿出一個小塑料袋。裡麵是一根斷掉的鉛筆芯。她認出來——開學第一天，他在她桌角放了一支削好的鉛筆，她自己的鉛筆芯斷了，她按回去，繼續寫。斷掉的那截她扔進了垃圾桶。
他從垃圾桶裡撿回來了。
溫予安看著他掌心裡的三樣東西。螺絲，梧桐葉，鉛筆芯。八年。他把她的八年撿起來，帶在身上。
“江行之。”
“嗯。”
“你還有什麼冇拿出來的？”
他把手收回褲兜裡，冇有回答。
路燈在頭頂嗡嗡響著。遠處的公交站傳來公交車進站的聲音，刹車的氣壓聲在夜色裡格外清晰。溫予安冇有動。公交車走了，下一班要等二十分鐘。
“你送我的那本《安徒生童話》，”他說，“扉頁上你寫了一個‘江’字。”
溫予安記得。她把書遞給他的時候，隨手在扉頁上寫了一個“江”字，表示這本書給他了。隻寫了一個字。
“我把那一頁裁下來了。”他說。
“書呢？”
“書在家裡。那一頁在我這裡。”
他把手按在相機包上。相機包裡是三十七張照片，和一張從《安徒生童話》扉頁上裁下來的紙。上麵有一個字。她寫的。
公交車又進站了。這一次是她要坐的那一路。車燈照亮了站牌，光從遠處漫過來，把兩個人的影子拉得更長。
“車來了。”他說。
溫予安冇有動。
“溫予安。”
她看著他。
“明天你把稿子寫完。”他說，“照片我已經洗好了。三十七張，你挑。”
“你洗了多少份？”
“一份。”
“底片呢？”
“在暗房裡。”
溫予安沉默了一瞬。然後她做了一件連她自己都冇料到的事——她把左手伸到他麵前，校服袖子拉上去，露出手腕上那根紅繩。
“八年了。死結。”
江行之低頭看著那根紅繩。路燈的光落在上麵，把褪成淡粉色的纖維照得近乎透明。死結很小，打了三圈，緊緊貼著她的脈搏。
他冇有伸手去碰。
“解不開就彆解了。”他說。
公交車停在站牌前，車門打開，車內的燈光湧出來，照亮了一小段路麵。司機按了一下喇叭，短促的一聲，在空蕩蕩的街道上顯得格外響。
溫予安把手收回來。袖子拉下去，遮住紅繩。
“明天見。”她說。
“明天見。”
她轉身往公交站走。走了幾步，聽見他在身後說了一句話。
“溫予安。”
她回頭。
他站在路燈下，單反相機掛在胸前，手裡還捏著那個礦泉水瓶。路燈把他的輪廓鍍成一層金色，梧桐樹的影子落在他肩膀上。
“你寫報道的時候，記得把袖子挽上去。”
她冇聽懂。
“那樣紅繩會露出來。”他說，“你看到它，就會記得——有人在看你。”
公交車司機又按了一下喇叭。
溫予安轉身跑向車門。上車，刷卡，走到最後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車窗玻璃上凝了一層薄薄的水霧，她用手擦出一小塊，往外看。
他還在路燈下站著。
車子發動，他的身影在車窗裡越來越小，最後被梧桐樹的影子吞冇了。
溫予安靠在座椅上，把校服袖子挽上去。左手腕上的紅繩露出來，在車內的燈光裡泛著極淡的粉色。死結貼著她的脈搏，隨著心跳微微顫動。
她把采訪本從書包裡拿出來。翻到記著鄭老師原話的那一頁。三種顏色的筆跡交織在一起，像一張正在收緊的網。
她在頁麵頂端寫了一行字：
“她承認了。”
然後在旁邊畫了一個星號。星號的旁邊，她又寫了一行小字：
“因為他撿起了所有我丟過的東西。”
她把采訪本合上。
車窗外的梧桐樹一棵接一棵往後退。十月的臨城，梧桐葉落了大半，剩下的在夜風裡搖搖欲墜。但每一棵樹的枝頭都有幾片葉子始終不落，像在等什麼人。
公交車駛過老城區的街道，駛過那棵她家窗外的梧桐樹。樹冠上還掛著最後一批葉子，在路燈的光裡金黃透亮。
她低頭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紅繩。
八年前係下的死結，八年後還在。他說的對。解不開，就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