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帝國興亡史 第115章 聖人治邊
如同宋軍在好水川全軍覆沒一樣，當得知葛懷敏兵敗身死且渭州被圍的訊息後，趙禎心痛如絞，他甚至都痛苦得沒法進食。此時已經兼任樞密使並由此主管全國軍政事務的宰相呂夷簡在接到戰報後也是震驚萬分，他直接拍案而起，痛心疾首地叫嚷道：“一戰不如一戰，可駭也！”
為了彌補涇原路的兵將損失，宋朝緊急從河北抽調兩萬名禁軍開赴陝西，而原州知州景泰則接替了與葛懷敏一同戰死的曹英出任鎮戎軍知軍。另外，鄜延路的狄青被調往涇原路出任原州知州，幾天後他又被趙禎升任為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也就是葛懷敏生前的那個官職。對狄青來說，這是他人生的一次巨大的飛躍，兩年前他還隻是保安軍裡的一個下級軍官，可如今他憑借自己的顯赫戰功以及超強的人脈陡然爬升到了涇原路副總管的高位。
曆史雖然沒有假如，但我們還是忍不住想去憧憬，倘若狄青能夠早一點取代葛懷敏，那麼定川寨之戰還會是我們如今所看到的這副模樣嗎？
戰死的葛懷敏被追贈為節度使，他的兒子們也因為他這次為國捐軀而獲得了升遷，其餘戰死的將領也都被朝廷追贈官職並厚恤其家。本著死者為大的人文主義精神，我在這裡並不想過多地“聲討”葛大將軍，但無論怎樣他都得為定川寨的戰敗而負責，正是因為他的原因才導致了一萬宋軍以及十六名高階將領的集體陣亡，他雖萬死但也難辭其咎。
一個人想要建功立業想要證明自己並沒有錯，但正所謂人貴有自知之明，作為一個軍事上的低能兒，葛懷敏顯然在這方麵毫不自知。毫不客氣地說，他是在用數萬人的生死安危來為自己正名，也不知道那戰死的一萬宋軍這輩子到底是欠了他什麼要為他的作死而陪葬。事實也再次證明：庸人不但害人又害己，更會誤國。
作為定川寨之戰的另一個直接負責人，涇原路的總管大人王沿雖然保住了渭州但卻仍然被踢出了陝西，他被貶到了虢州去當知州。宋朝是文人和文官的天堂世界，這句話在這裡再次得到了很好的證明和詮釋，隻要你級彆夠高，哪怕是犯下再大的過失和罪行卻還是可以去一個不那麼顯眼的地方當市長。請問：如果宋朝發生毒奶粉事件或潰壩事件，當地的官員會被如何懲處？停職反省或是在家裡待個一年半載，然後被朝廷悄悄地安排進某個不起眼的部門再度起用？非也！如果宋朝真有這事發生，那應該就是像王沿這樣，大城市的市長就彆想了，去鐵嶺當個市長或許還是可以的。
王沿走後，接替他的是宋朝未來的宰相文彥博，但文彥博在這個位置上隻是個臨時工，因為宋朝很快就對陝西四路的人事係統進行了重組：渭州知州文彥博調任秦鳳路都部署兼知秦州，原涇州知州、範仲淹的好友滕宗諒被調任為環慶路都部署兼知慶州，本來在河北瀛州準備迎擊遼國入侵的張亢被調任為涇原路都部署兼知渭州，而鄜延路仍然是龐籍主管。
那麼，範仲淹和韓琦呢？他倆升官了，官職是：陝西四路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龐籍除了擔任鄜延路主管外也被加授同樣的官職。此是何意？這就是說，範仲淹、韓琦和龐籍這三人成為了統管陝西四路一切軍政要務的最高軍政長官。再說得具體一點，宋朝在陝西戰區設定了一個總司令的職務，但這把椅子卻是由三個人一起來坐。還有更讓人迷惑不解的，那就是韓琦和範仲淹都將自己的帥府設定在了涇州，而龐籍則還是在延州開府。
看上去這應該是宋朝為了防止陝西前線的這個總司令權力過大而有意讓三個人來相互製衡，但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因為這個職務本來是獨屬於範仲淹的，而事情之所以顯得如此荒謬則是因為範仲淹的主動申請。是他舉薦了滕宗諒，也是他主動要求把韓琦和龐籍一同叫過來同坐一把椅子。至於原因，有人說這是因為範仲淹這個人謙虛和謹慎以及他懂得明哲保身，他不想讓自己成為那隻出頭鳥，不想在將來因為自己的權力過重而被朝中的那些大臣和皇帝所猜忌懷疑。
如果事實真的如此，那麼所謂的“兩宋三百年第一人”真的要讓人對其頂禮膜拜。我這裡不是想誇他，在國難麵前如果還把明哲保身放在第一位，那麼此人可真的是一個“聖人”，此修為和境界著實讓人歎服。
作為一個能說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我不太相信範仲淹此舉是為了明哲保身。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範仲淹要把一把椅子拿來三個人一起坐呢？信奉集體領導？崇尚民主？決事時方便投票表決？杜絕獨裁和大權獨攬？抑或是人多辦法多？
很遺憾，關於這一點，因為範仲淹沒有每天寫日記的習慣，所以這個事沒人知道原因。可是，這樣做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請問：這和沒有在陝西前線設定總司令有什麼區彆？另外，你能想象一個國家有三個皇帝或是一家公司有三個地位和權力都同等的總經理會是怎樣的一番場景嗎？
有句話或許我不該說，也沒有資格說，但請恕我不知天高地厚，我還是想說：在講學治學和為人處世上，範仲淹確實可為一世鴻儒，但在治國理政以及辦實事上麵，範仲淹的極限也就是一個參知政事足矣。細數曆代之千古名相，這些人除了擁有治國理政之才能，也必有當仁不讓之豪氣，抑或是舍我其誰之霸氣，而在對待自己的敵人以及反對者和競爭者時，他們有時候更是必須表現得凶狠詭譎甚至是陰險毒辣，但這些恰是範仲淹所缺乏的。
作為一個參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大儒，範仲淹在權力場上表現得太過君子，而一個純粹的謙謙君子是做不了大事的，成大事者必要有劈荊斬浪之勇氣，必要有雷霆萬鈞之手段，這正好是法家弟子們所擅長的。所以，儒家弟子範仲淹隻能是範仲淹，他註定成不了商鞅或李斯，成不了蕭何或陳平，成不了長孫無忌或姚崇，這些人都是外儒內法，而範仲淹正好相反。
看看宋朝自立國以來的那些宰相，趙普就不說了，呂蒙正、李沆和王旦也是範仲淹所不能及的，這三位宋朝宰相儘管也是以仁德寬厚而名傳後世，但這三人在需要他們強硬鬥狠時無一例外的都是狠角色，隻是他們的凶狠和強硬沒有那麼直接和暴力，而是相當委婉和含蓄，但誰說笑麵虎就不會吃人？
此時的範仲淹不願意獨領陝西四路的軍政大權，後來趙禎要提拔他為參知政事，他也是一再謙讓。謙虛使人進步，但這是指做人，如果在做事上麵謙虛過了頭，那就不是什麼進步，而是會被人認為是個不敢也不具擔當的懦夫或逃兵。
這個事說到最後我很想說一個我心中的巨大疑問，那就是之前因為好水川的慘敗而被貶官繼而又被調往秦鳳路去當主管的韓琦為什麼就突然升了官？為什麼他這一年裡一沒功勞二沒苦勞就突然變成了和範仲淹同一級彆的“陝西四路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
範仲淹好歹在一心一意地修軍寨拱卒子且拱到了西夏境內，可身為“罪官”的韓琦待在秦鳳路根本就沒有受到李元昊絲毫的騷擾，他也沒從秦鳳路出兵去攻打李元昊，可他為什麼就能升官？更讓人可笑的是，韓琦還竟然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似乎他是因為立下了什麼不世之功而因功受賞，不久之後他和範仲淹一道回京受命擔任新一屆的兩府大臣也同樣沒讓他覺得有多麼臉紅。敢問韓大人：你的背後是有什麼高人嗎？還是說已經進化為聖人的範仲淹同誌覺得你是一個難得的可造之材應該給你一個重新來過的機會？
朝廷培養一個官員不容易，應該給這些犯過錯的人一個重新證明自己的機會——這話是不是很耳熟？這種現象是不是很熟悉？我不想在這裡當什麼噴子或鍵盤俠，畢竟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犯過錯誤就將其一棍子徹底打死，可問題是你是不是應該在重新證明自己之後纔再度神氣活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