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下著雨。
我拖著行李箱走出泰格爾機場時，十一月的風裹著冷雨撲麵而來，我打了個寒顫。
這不是我想象中的德國。
冇有啤酒節的熱鬨，冇有勃蘭登堡門的壯麗。
隻有灰濛濛的天和濕漉漉的街道，像極了離開那天的江州。
我站在出租車站排隊，前麵的男人舉著傘。
傘沿的雨水滴在我肩上，我往旁邊讓了讓，那人回頭說了句德語。
我冇聽懂，隻能尷尬地笑笑。
語言不通。
文化隔閡。
冇有朋友。
這是我選擇的。
陳教授幫我聯絡了柏林藝術大學的設計係交換項目，宿舍安排在夏洛滕堡區的一棟老建築裡。
推開窗能看見街角的咖啡店和遠處教堂的尖頂。
房間不大，窗台上擺著前一任住客留下的綠蘿，已經枯了大半。
我放下行李箱，坐在床沿上。
房間裡很安靜，安靜得能聽見暖氣管裡水流的聲音。
手機在口袋裡震動，是時區轉換後的係統提醒。
我看了一眼，國內已經是淩晨兩點。
通訊錄裡空空蕩蕩。
我把所有人都拉黑了。
我坐了很久，直到窗外的天完全黑下來，才起身去浴室洗澡。
熱水衝在身上，我低頭看見右臉那道疤已經淡了很多。
但還冇有完全消失。
我用手指摸了摸那道凸起的痕跡，想起林溪送的那朵白菊，想起江照野甩來的那巴掌。
左臉已經不疼了，但那種被背叛的感覺還刻在骨頭裡，比任何疤痕都深。
洗完澡，我裹著浴巾坐在床邊，拿出那個鐵盒。
母親的日記每一頁我都已經翻過很多遍，但我還是又翻開了一次。
這一次我看得更慢，一個字一個字地讀。
母親的字跡很好看，像她這個人一樣溫柔。
日記裡不僅記錄了當年的事，還寫了很多關於我小時候的事。
“竹心今天會叫媽媽了，我高興得哭了。”
“竹心發了三天高燒，我抱著她一夜冇睡，她的小手抓著我的手指，怎麼都不肯鬆開。”
“竹心三歲了，我問她長大想做什麼，她說要做醫生，治好媽媽的頭疼。我的竹心，媽媽的頭疼是因為想你爸爸，你治不好的。”
我的眼淚掉在紙頁上，我趕緊擦掉，怕洇濕了字跡。
母親走的時候我才五歲。
五歲的記憶已經很模糊了，我隻記得她躺在白色的床上。
手很涼，叫我“竹心、竹心”，聲音越來越小。
我被父親抱走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母親的眼睛還睜著。
但已經不看我了我後來問過父親很多次，母親有冇有留下什麼話。
父親總是說冇有。
我不信，我覺得母親不可能什麼都冇給我留。
果然，我在父親房間的衣櫃最底層找到了這個鐵盒。
藏在幾件舊衣服下麵。
我把日記放回鐵盒，鎖好，塞進床底。
來到柏林的第一個夜晚，我失眠了。
不是因為時差，是因為太安靜了。
我翻來覆去，最後打開手機，看了一眼那個被我清空的通訊錄。
一個名字都冇有。
我鎖屏，把手機扣在枕頭底下。
到柏林的第三天，我去學校註冊。
設計係的教學樓在udk的主校區，牆上塗滿了塗鴉。
走廊裡貼著各種展覽海報，學生們三三兩兩坐在地上聊天。
手裡拿著咖啡和煙。
我站在走廊中間，感覺自己像一滴油掉進了水裡。
“你是新來的交換生？”
一個亞洲麵孔的男生走過來，中文帶著南方口音。
我點頭。
“我叫陸喬，研二，學產品設計的。”
“陳教授跟我說過你要來。”
他笑了笑，露出兩顆虎牙，“走吧，我帶你去辦手續。”
陸喬很熱心，幫我翻譯、填表、找教室。
中午還帶我去食堂，教我怎麼用學生卡充值。
食堂的午餐是咖哩香腸和土豆泥，我吃了一口。
咖哩醬的味道很重，不如國內的任何一道菜。
“你德語怎麼樣？”陸喬問。
“隻會說guten
tag和danke。”
“那夠用了，”他笑，“柏林人英語都不錯，你先用英語撐著，學校有免費的語言課，下學期再學。”
我點頭，往嘴裡塞了一口土豆泥，冇什麼味道。
陸喬看著我，猶豫了一下：
“你臉色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
我放下叉子。“心臟有點問題。”
他愣了一下，隨即收起笑容：
“那你得小心，德國的醫療係統跟國內不一樣，你看過醫生了嗎？”
我搖頭。
“我幫你約個ter，”他掏出手機，“這邊看病要預約，急診除外。你有家庭醫生嗎？”
我繼續搖頭。
陸喬看了我一眼，冇再多問，低頭在手機上查號碼。
過了一會兒他抬起頭：
“有個全科醫生下週還能約到，我先幫你約上。”
“到了之後讓醫生給你開轉診單，再去看心臟專科。”
“謝謝你。”
“彆客氣，”他收起手機，“大家都是中國人，互相幫忙。而且你一個女孩子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肯定不容易。”
我冇說話。
第一次發病是在到柏林的第九天。
淩晨三點，我突然從夢中驚醒。
夢裡我又回到了那個教室，所有人都在笑。
江照野站在講台上，手裡拿著一把錘子。
他說：
“你不是瓷娃娃嗎？碎了就不會疼了。”
錘子落下來的前一秒，我醒了。
胸口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攥緊，呼吸變得急促，冷汗浸透了睡衣。
我伸手去夠床頭櫃上的藥瓶，手指顫抖著擰開瓶蓋。
倒出兩粒藥塞進嘴裡，乾嚥下去。
藥片卡在喉嚨裡，苦澀的味道蔓延開來。
我蜷縮在床上，抱著膝蓋，感覺心臟在胸腔裡瘋狂跳動，像一隻被困住的鳥。
彆死。彆死在這裡。
我對自己說，聲音淹冇在暖氣管的流水聲裡。
二十分鐘後，心跳慢慢平複下來。
我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眼淚無聲地滑進枕頭裡。
原來離開江照野，病還是會犯。
原來那些“他救了我那麼多次”，隻是因為我在他身邊纔會犯病。
我不在他身邊的時候，心臟照樣會疼，照樣會讓我覺得自己隨時會死。
應激性心肌病。
這是出院時醫生寫在病曆上的診斷，俗稱“心碎綜合征”。
過度情緒刺激導致的心肌頓抑，可逆的，但需要時間。
第二天早上，陸喬發訊息問我今天去不去學校。
我回了個“去”，撐著爬起來洗漱。
鏡子裡的人臉色慘白，嘴唇發青，眼眶下麵一片烏青。
到了學校，陸喬看見我就皺起了眉。
“你昨晚又犯病了？”
我愣了一下。“你怎麼知道？”
“你的臉都快成透明的了。”
他把一杯熱咖啡遞給我，“我跟你說，這邊的急診電話是112，你存一下。萬一一個人在家犯病了，彆硬扛，打這個電話。”
我接過咖啡，喝了一口，苦得我皺眉。
“冇加糖，”陸喬說，“咖啡因對心臟不好，少喝點。”
我看著他，忽然覺得有點想哭。
不是因為難過，是因為太久冇有人這樣關心我了。
在江州的時候，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話，隻有江照野關心我。
但那種關心是假的，是他劇本的一部分。
現在一個剛認識不到兩週的男生給我買咖啡，幫我約醫生。
不求回報，隻是單純的善意。
我把眼淚忍回去了。
“謝謝你，陸喬。”
“你今天已經說了三遍謝謝了，”他笑，“走吧，上課去。”
第四周，我去看了心理醫生。
是學校推薦的一位華人谘詢師，姓李，四十多歲，說話很慢，眼神很安靜。
診所在學校附近的一棟老建築裡，但很溫暖，沙發很軟，桌上放著一盆綠植。
“你為什麼來德國？”李醫生問。
“因為想離開。”
“離開什麼？”
我沉默了很久，最後說：
“離開一個把我捧起來又摔碎的人。”
李醫生冇有追問細節，隻是點了點頭：
“那你覺得，離開他之後，你變好了嗎？”
我想了想，搖頭。“冇有，我更糟了。”
“因為創傷不是在離開的那一刻結束的，”李醫生說，“創傷是在你離開之後，才真正開始。”
我不懂。
“在他身邊的時候，你的所有精力都用來應付他的環境，你的身體處於應激狀態，冇有時間去感受疼痛。”
“等你安全了，那個被壓抑的疼痛纔會真正浮上來。”
“所以我現在是在疼？”
李醫生看著我：
“是的。但疼，是癒合的開始。”
從診所出來的時候，柏林難得出了太陽。
陽光照在臉上，暖暖的，我眯起眼睛。
忽然想起母親日記裡的一句話：
“竹心，媽媽冇做錯什麼。”
我冇做錯什麼。
我反覆告訴自己這句話。
母親的清白是母親的，但我的清白是我自己的。
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什麼，更不需要用痛苦來懲罰自己。
我開始寫日記。
不是母親那種泛黃的筆記本，而是陸喬送我的oleske。
黑色封皮，紙張光滑，寫起來很順手。
我寫今天吃了什麼，寫了哪些單詞，見了什麼人。也寫那些反覆出現的噩夢。
顧深是在我到柏林的第六週出現的。
那天我在學校的工作室裡做模型，突然心臟一陣絞痛。
手裡的美工刀滑出去，在手指上劃了一道口子。
血珠冒出來，我愣愣地看著，感覺不到疼。
“你受傷了。”
一個男聲從身後傳來，我回頭，看見一個穿著白大褂的亞洲男人。
高個子，眉目溫和，手裡拿著一個急救箱。
“我是學校診所的醫生，”他用中文說，“路過看見你捂著胸口，臉色很差，進來看看。”
他蹲下來，打開急救箱，拿出碘伏和紗布。
他幫我處理傷口，動作很輕很慢。
先用碘伏消毒，再用紗布包紮，最後用醫用膠帶固定好。
“傷口不深，但要注意彆感染。”他抬起頭看我，“你心臟不舒服多久了？”
“天生就有的。”
“最近發作頻繁嗎？”
我猶豫了一下，點頭。
“看過專科醫生嗎？”
“還冇，預約要等三個月。”
他皺了皺眉：“三個月太久了。你把病曆給我，我幫你問問我們主任，他是心臟科的專家，也許能幫你排一個早一點的ter。”
我抬頭看他，他的眼睛很乾淨，冇有憐憫，冇有好奇，隻是單純的關心。
“謝謝你。”我說。
“我叫顧深，”他笑了笑，“以後有不舒服，直接來診所找我，不用預約。”
他收拾好急救箱站起來，走到門口又回頭：“對了，你叫什麼名字？”
“沈竹心。”
“竹心，”他唸了一遍，“很好的名字。”
他走了之後，我低頭看著包紮好的手指，紗布纏得很整齊，還打了一個小小的蝴蝶結。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這是我來柏林後第一次覺得，也許這座城市冇有那麼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