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柏林安頓下來之後，唯一冇有徹底切斷聯絡的，是大學時同宿舍的室友方晴。
方晴性格安靜，從不在背後議論人。
視頻事件後也冇有像其他人那樣嘲笑我，隻是發了一條訊息說“你還好嗎”。
我冇有回覆，但也冇有拉黑她。
到柏林一個月後，方晴突然打來國際長途，聲音壓得很低。
“竹心，有件事我想你應該知道。”
我握著手機站在窗邊，窗外是柏林的陰天。
“你說。”
“你走的那天晚上，江照野去了機場。”
方晴頓了頓，“是周揚告訴我的。周揚你知道吧？就是他那個朋友，以前跟江照野混在一起的。”
“但最近周揚整個人都變了，他喝醉了跟我說的。”
我冇有說話。
“周揚說，那天淩晨兩點多，江照野收到你發的什麼東西，看完之後整個人就崩潰了。”
“他開車去機場，在候機大廳坐了一整夜，不知道你要去哪，就坐在那裡看著航班資訊屏發呆。警察過來問他需不需要幫助，他說……他說他把自己愛的人弄丟了。”
我的手指收緊了。
“周揚還說，。
我把這個想法寫進了設計說明裡，寫的時候忽然想起了江照野。
不，不是想起了他，是想起了那句話。
他們叫我瓷娃娃，因為我有心臟病，因為江照野把我捧在手心。
瓷娃娃碎了，就什麼都不是了。
但現在我不這麼認為了。
碎了又怎樣？金漆修補之後，比原來更美。
我把設計說明的最後一行字刪掉，重新寫：
“獻給所有被打碎的瓷器。”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寫這句話。
也許是為了自己，也許是為了那些和我一樣被傷害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