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424：奪舍明仁宗 第108章 新世界、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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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熙十三年末的黑水穀大戰落下帷幕後，瓦剌殘部在和林陷入徹底的混亂。

也先雖回到王庭，卻再找不回往日威嚴。大同慘敗、主力儘失讓他終日憂憤交加，飯食難進，夜裡常從噩夢中驚醒，口中反覆喊著“黑水穀”“朱家小兒”。

曾經叱吒草原的身軀迅速垮掉，不過數月便形銷骨立，連騎上馬都需要親兵攙扶。

洪熙十四年三月初一的清晨，和林的帳篷裡飄著淡淡的藥味，也先在彌留之際望著帳頂的氈毯，眼神渙散。

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瓦剌大汗，終在四十一年的人生儘頭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直到臨死前，他枯瘦的手指還緊緊攥著狼頭刀柄，口中仍在喃喃咒罵：“朱家小兒欺我……欺我啊……”雙眼圓睜，始終未能瞑目。

也先死後，二十二歲的長子博羅納哈勒立刻站了出來，試圖整合殘餘力量繼承汗位。他穿上父親留下的銀鐵甲，召集各部落首領議事，卻發現帳下的身影稀稀拉拉。那些曾經對也先俯首帖耳的首領，如今見瓦剌勢衰，早已各懷心思——部分部落曾遭瓦剌壓迫，如今也先已死，他們不僅不聽博羅納哈勒號令，反而趁機舉兵報複，草原上很快爆發了一場無休無止的權力混戰。

博羅納哈勒雖有其父之風，卻無力迴天。在與綽羅斯部的一場廝殺中，他正揮槍斬殺敵將，冷不防一支流矢從斜刺裡射來，精準地穿破他的喉嚨。年輕的繼承者捂著脖頸，鮮血從指縫中噴湧而出，當場斃命於亂軍之中。

博羅納哈勒死後，瓦剌殘餘部眾徹底陷入絕境。僅剩的三千多族人中，大多是老弱婦孺，牛羊被搶，帳篷被燒，在草原上根本無法立足。被推舉出來的小首領巴圖走投無路，隻能帶著族人穿越茫茫荒漠南下，朝著漠南歸化城跋涉——那裡是兀良哈部與大明共同管轄的區域，是他們最後的生路。

當這支衣衫襤褸的隊伍抵達歸化城下時，瓦剌族人紛紛跪在雪地裡，捧著也先生前使用的舊刀，對著城門方向磕頭不止。巴圖高舉刀鞘，嚮明朝守將鄭重乞降：“我等願歸降大明，隻求給族人一條活路！”

幾天後，京師的命令傳到歸化城：允許瓦剌殘部投降，就地分散安置，編入屯墾隊伍，與漢人、兀良哈人混居。守將領命執行，將瓦剌族人分到各個村落，給他們田舍、農具，讓他們學習耕種，昔日的草原牧民，從此開始了定居的生活。

此時的草原早已換了天地：兀良哈部在大明的扶持下日漸漢化，部落首領穿著漢服入朝覲見；韃靼分裂為東西兩部，彼此攻伐不斷，再無力南下；而曾經強盛一時的瓦剌部，終究煙消雲散，成為了史書上的一段記載。

從洪武年間的北征蒙古，到永樂年間的五出漠北，再到洪熙年間的黑水穀決戰，困擾大明數十年的北方邊患，終於在這場塵埃落定的結局中徹底平定。漠南草原恢複了寧靜，長城沿線的烽燧不再頻繁燃起狼煙，大明北疆迎來了久違的和平，而這段由戰爭與謀略書寫的曆史，也在塞北的寒風中，緩緩合上了篇章。

邊患解除後的洪熙十四年四月初一，紫禁城的琉璃瓦在暖春的陽光下泛著金光，太和殿內的朝會氣氛格外輕鬆。

朱高熾端坐龍椅，看著階下文武百官。

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淮清了清嗓子，用沉穩而尖銳的聲音宣讀聖旨：“傳朕旨意，京城自今日起取消宵禁。凡街市間的夜市、酒肆、戲台、商鋪等，均可通宵營生，官民同樂，任何官署不得無故阻攔。”

旨意一出，殿內響起一片附和之聲，大臣們臉上都帶著難掩的笑意——北境安定，民生回暖，這道詔令正是盛世氣象的最好註腳。

訊息如同長了翅膀，迅速傳遍京城的大街小巷。當天黃昏剛過，正陽門外的長街就率先熱鬨起來。原本到了酉時就該收攤的商販們，紛紛支起燈籠，將攤位重新擺開。綢緞鋪的夥計們踩著梯子，在門楣上掛滿七彩燈簾，紅的、綠的、黃的燈籠交相輝映，將綢緞的光澤映照得愈發鮮亮；小吃攤的攤主們支起炭爐，羊肉湯的醇厚、鹵煮的鮮香、糖炒栗子的甜暖順著風飄出老遠，引得路人紛紛駐足；說書棚外懸掛的“今日講《英烈傳》”木牌下，早已圍滿了搬著小板凳的百姓，棚內的油燈亮如白晝，說書先生正調試著驚堂木，清潤的嗓音已經開始試場。

夜幕完全降臨後，京城更是成了不夜之城。百姓們提著各式各樣的燈籠穿梭在人流中，有孩童舉著兔子燈追逐嬉鬨，銀鈴般的笑聲灑滿長街；有年輕男女並肩而行，在飾品攤前細細挑選珠釵，低聲說著情話；酒肆的幌子在風中搖曳，“太白樓”“醉仙坊”的燈籠格外醒目，店內傳出猜拳行令的歡歌與酒杯碰撞的脆響；連平日裡僻靜的深巷都熱鬨起來，臨時搭起的戲台前擠滿了看客，梆子聲、鑼鼓聲與旦角清亮的唱腔交織在一起，引得喝彩聲此起彼伏。吆喝著“桂花糕、茯苓餅”的叫賣聲，與市井的喧鬨融為一體，一派鮮活生動的民生圖景撲麵而來。

深夜的紫禁城角樓上，朱高熾披著輕便的錦袍憑欄而立。貼身太監小心翼翼地捧著熱茶侍立一旁，生怕驚擾了皇帝的思緒。遠處的京城燈火如星海般璀璨，從正陽門到崇文門，從棋盤街到琉璃廠，連綿的燈火勾勒出城池的輪廓，連空氣裡都飄著市井的煙火氣與淡淡的花香。他望著這久違的繁華盛景，程。

次日，他便向皇帝遞上奏摺，提出推行“眾人商量製”以完善政務決策：規定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三天召開“內閣擴大會議”，參會人員除內閣成員外，還包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大理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等九卿官員，以及英國公張輔等十三位功勳卓著的勳貴，凡涉及重大政策製定、重要官員任免、大額錢糧調撥等事務，都需在會上公開商議，經多數人同意方可推行。

朱高熾看罷奏摺，對楊士奇的謹慎頗為讚賞，當即硃批“準奏”。楊士奇並未止步於此，他又考慮到地方訴求往往難以上達中樞，再次上書提議：令各省從在籍舉人、有聲望的鄉紳、實力雄厚的大商人中推選出五名“地方代表”常駐京城，每半年輪換一次。這些代表可列席內閣擴大會議，在涉及本省災情賑濟、稅賦調整、水利興修等事務時，有權陳述地方實際情況，代表百姓利益發聲。這一舉措打破了以往“朝堂議事僅聞官聲”的侷限，讓決策更貼合各地實際。

此時此刻的楊士奇，站在內閣值房的窗前望著皇城，並未意識到自己正在書寫帝國的近代化篇章。他推行的“內閣擴大會議”，通過固定參會人員、明確議事規則、實行多數表決，已具備了近代內閣製的核心特征；而地方代表列席議事的製度，更是蘊含著議會製中“代議製”的雛形。這些製度雖未像後世那般明確定名，也缺乏係統的法律規範，卻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大明的權力運行模式——從以往的皇權獨斷或少數大臣決策，轉向更具包容性的集體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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