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升大羅天後才發現是洪荒 第43章
1956年9月的舊金山港，晨霧比五年前淡了許多，陽光透過雲層灑在“江海號”貨輪的甲板上，把黃銅欄杆照得發亮。陳玄扶著欄杆望向東方，維多利亞港的方向已能隱約看見紅色燈籠的輪廓——那是華潤公司的接應訊號，也是五年來最後一批歸國學子即將安全抵港的標誌。他摸了摸內袋裡的牛皮紙信封，裡麵裝著總理三年間寫來的三封信，紙張隨年月泛著淺黃，字跡依舊沉實，卻藏著不同國際風雲下的焦灼與期許，像一串沉甸甸的錨，穩住了這五年暗礁密佈的航程。
1952年春的寒意，陳玄至今記得清楚。那時《麥卡倫-沃爾特斯法》剛通過，唐人街的空氣都像結了冰，fbi探員拿著列印整齊的“敏感人員清單”挨家排查，留學生公寓的信箱被撬得變形，連加州大學圖書館的物理期刊借閱記錄都要被抄走核對。周會長把揉皺的《舊金山紀事報》拍在商會八仙桌上，指節因用力而發白：“新法案把‘共產主義關聯’寫進移民法，隻要是學物理、機械、航空的，護照續簽全凍結，連往國內寄封信都要被拆查。”陳玄和朱成碧坐在一旁，看著桌上攤開的“江海號”航線圖，直航香港的路線被紅筆圈了又圈——前兩個月，一艘華人貨運船因“涉嫌攜帶敏感人員”被扣留，船員至今還在拘留所裡。
就在兩人焦頭爛額時，總領事館的老吳冒著雨來了，懷裡護著個比1951年更厚的信封，封口火漆上印著小小的五角星。“總理的信，剛從北京轉來，特意叮囑‘務必親手交給陳、朱二位’。”老吳的聲音壓得極低，眼神掃過窗外——巷口米勒的身影還在，隻是風衣換成了短外套，手裡的報紙換成了行動式收音機，“國內‘一五’計劃剛開局，急著要人才，這信裡肯定有辦法。”
陳玄用拆信刀挑開火漆，展開信紙，道林紙的質感比1951年的毛邊紙更挺括，總理的字跡卻比從前更緊湊，像在與時間賽跑：“成碧、陳玄二同誌鑒：美國新頒移民法，以‘國家安全’之名困我留美學子，其勢更峻於去年。然國內建設方興，鞍鋼需精密儀表校準人才，長春汽車製造廠盼發動機設計專家，諸般待興之事，皆需彼輩助力。聞胡佛局近期嚴查華人貨運，‘江海號’直航香港恐難再用，可托華潤公司轉道墨西哥——墨城唐人街‘同興號’雜貨鋪老闆，乃昔年滬上地下運輸舊識，可借其貨船接駁，每月十五在聖迭戈邊境客棧交接，暗號‘桂花糕新釀’。切記，學子需改扮為絲綢客商，隨身攜帶的圖紙需拆成散頁，混於《聖經》批註或《唐詩三百首》的夾頁中，勿留整冊。麻省理工錢學森同誌研航空動力學，被美方禁離境且遭軟禁，居所外有便衣晝夜值守，暫不可輕動，需待時機。可令湯姆托瓊斯教授向加州理工費米教授遞話，費米先生反感政治迫害，或願為我化工、物理專業學子出具‘學術交流’證明，此乃突破口。麥卡錫之風雖烈，然美國學界多有異議，可借其力緩頰。五年為期，送歸諸生非一日之功，望君等相機而動，既防風險，亦莫失良機。國內每建一廠，便為歸舟多備一錨，盼君等珍重，常通音息。伍豪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
於北京”
朱成碧反複讀著“五年為期”四個字，指尖劃過“錢學森同誌”的名字，突然想起1951年送鄧稼軒時，那本藏在醃菜壇般暗格裡的核物理筆記。“湯姆那邊得儘快聯係，費米教授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他的證明在美方那裡分量重。”她抬頭看向陳玄，“我去‘榮記’找老楊，讓他通過墨城的渠道給‘同興號’遞信，確認接駁細節；你去奧克蘭找阿福，把‘江海號’的貨艙夾層再改得隱蔽些，以後直航墨西哥，得裝成運茶葉的樣子。”
那之後的半年，他們像精密的齒輪般運轉：湯姆帶著瓊斯教授的推薦信，在帕薩迪納見到費米教授，老教授聽完留學生的困境，當即在證明上簽了字，還補了句“科學不該有國界”；阿福把“江海號”的貨艙中層改出三個暗格，每個暗格能藏兩人，外麵堆著雲南普洱，茶香能蓋過人體的氣息；老楊則通過墨城唐人街的親戚，確認了“同興號”的接駁時間——每月十五淩晨三點，聖迭戈客棧後門，以掛著桂花枝的燈籠為記。
1952年深秋的第一個接駁日，陳玄帶著三名化工係學子登上“江海號”。貨輪行至墨西哥灣時，遇到美國海岸警衛隊的巡邏艇，探員登船檢查，敲著茶葉箱問“裡麵裝的什麼”，陳玄笑著遞上報關單：“雲南普洱，要運到墨城給華人商鋪，您嘗嘗？”探員捏了片茶葉放進嘴裡，沒發現異常，罵了句“浪費時間”便走了。當三名學子在墨城轉乘“同興號”，最終安全抵達香港時，朱成碧在唐人街收到電報，上麵隻有六個字：“三人安，貨無損”。她把電報疊好，放進裝著總理第一封信的筆筒裡——那支筆筒還是1938年滬上食肆裡用過的，此刻插著的毛筆，筆尖還沾著當年的墨。
1954年春的唐人街，終於有了鬆快的氣息。電視店裡的黑白螢幕上，反複播放著麥卡錫與美國陸軍的聽證會，那個曾讓整個華人社群提心吊膽的“獵巫者”，被陸軍律師當眾質問“難道你連一點體麵都沒有嗎”，臉色慘白如紙。周會長拿著剛出版的《僑報》走進公司，報紙頭版標題是“麥卡錫勢力受挫，胡佛局收縮監控範圍”：“現在fbi的便衣撤了一半，不少人被調去盯軍方的泄密案，留學生公寓樓下的崗哨也撤了，這是機會。”
話音剛落，老吳就來了，這次手裡的信封上多了枚紅色的“急”字。“總理的信，昨天剛到總領事館，說有兩件大事要托你們辦。”老吳把信遞過來，語氣裡帶著難掩的激動，“國內和美國要在日內瓦開大使級會談了，首項議程就是平民回國問題，錢學森同誌的事有希望了。”
陳玄展開信紙，總理的字跡比1952年舒展了些，卻仍透著緊迫：“陳玄、成碧同誌：麥卡錫勢頹，美國輿論轉向，此乃送歸學子之良機。今有兩事相托，需妥辦。其一，康奈爾大學郭永懷同誌研流體力學，其論文被美方列為‘機密’，近日得劍橋大學邀請赴英講學，可借道英國轉港歸國。香港中華總商會已備妥假護照，姓名‘郭明遠’，職業‘茶葉商人’，照片已通過華潤公司轉至舊金山。其二，國內航空工業起步，錢學森同誌乃核心所需，中美大使級會談將於四月在日內瓦舉行，總領事館將借會談之機遞交申訴，要求美方放行。可托埃德加·斯諾先生在美國媒體發聲——斯諾昔年訪延安，知我所求，亦願為被困學子呼籲。切記，此時行事需‘快’亦需‘穩’：郭永懷同誌離美當日，‘江海號’需在舊金山港鳴笛三次，若遇異常則鳴笛五聲，總領事館會派人在港口接應；錢學森同誌處，勿直接聯絡，可令湯姆通過瓊斯教授傳遞訊息，告之‘國內已為其備妥力學實驗室，隻待君歸’。國內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已試產解放牌卡車，待錢學森同誌歸國，便可攻堅噴氣式發動機。五年之期過半，諸君辛勞，國家銘記。伍豪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日
於北京”
朱成碧看著“郭永懷同誌”的名字，想起1951年那份藏在傘骨裡的磺胺藥片——當年是救急，如今是救國，一樣的沉甸甸。“斯諾先生住在紐約，我明天就去聯係他。”陳玄當即做了決定，“湯姆那邊讓他儘快找瓊斯教授，確認傳遞訊息的方式，不能出半點差錯。”
轉天，陳玄坐火車去了紐約，在斯諾的公寓裡，這位白發蒼蒼的記者聽完留學生的困境，當即答應撰寫文章：“我1936年在延安見過你們的同誌，他們為國家奮鬥的樣子我記得清楚，現在這些孩子想回國建設，美國政府不該攔著。”一週後，《紐約時報》刊登了斯諾的評論《禁錮學者非美國之幸》，文中提到“數十名中國留學生被困美國，他們的研究本可造福人類，卻因政治偏見被剝奪歸國權利”，在學界引發不小反響。
郭永懷離美那天，朱成碧站在“榮記”雜貨店的門口，望著舊金山港的方向。上午十點整，三聲清脆的汽笛穿透薄霧，她知道，那是“江海號”發出的安全訊號——郭永懷已經順利登船。老楊從裡屋走出來，遞過一瓶醬油，瓶底貼著張小字條：“郭已登船，護照無誤。”朱成碧把字條塞進兜裡，抬頭時，看見巷口的米勒正收起收音機，臉色比從前陰沉，卻沒再上前盤問。
這一年，共有十二名學子借道英國、墨西哥兩國歸國。當陳玄在賬本上畫下第十二個紅圈時，香港華潤公司發來電報：“郭永懷抵京，總理親往機場迎接。”朱成碧把電報讀給公司的老夥計們聽，阿福笑得眼角起了皺紋：“咱們沒白忙，這些孩子回去，國家就能造更多好東西了。”
1956年夏的舊金山，麥卡錫已病逝一年，美國對華留學生的管控雖未完全解除，卻已無往日的嚴苛。陳玄站在“江海號”的駕駛艙裡，看著最後五名學子走上甲板——走在最前麵的，是頭發有些花白的錢學森，他穿著件灰色西裝，手裡攥著本《工程控製論》，扉頁上的字跡朱成碧再熟悉不過，是總理的題字：“為國鑄重器”。
三天前，老吳送來的總理第四封信，成了這五年航程的收尾。信紙是嶄新的米黃色，字跡從容而有力：“成碧、陳玄同誌：五年之約將滿，諸君以血肉為橋，送歸留美學子五十六人，其功至偉。錢學森同誌獲釋，乃中美大使級會談之重要進展，亦賴諸君數年鋪墊。國內‘一五’計劃即將收官，鞍鋼高爐日產鋼已達萬噸，長春汽車製造廠每月駛出兩百輛解放牌卡車，沈陽飛機製造廠已開始研製噴氣式殲擊機，此皆有歸國學子之功。今剩最後五人，借‘江海號’直航香港即可——港英當局雖有試探，然華潤公司已穩固港澳商貿渠道，接應無憂。昔年滬上雨霧，君等冒鋒鏑送藥救亡；今舊金山晴空，君等渡重洋送才興邦。五年艱險，終換歸帆點點。若二位願歸國，國內已為君等備妥崗位：陳玄同誌可赴交通部參與遠洋航運規劃，朱成碧同誌可入外貿部協調僑商事務；若需留美繼續聯絡僑胞，亦聽君便。北京秋涼，香山紅葉已漸紅，盼君等歸，共賞秋色，共話建設。伍豪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日
於北京”
此刻，維多利亞港的海風拂過甲板，錢學森走到陳玄和朱成碧身邊，聲音帶著難掩的哽咽：“這五年，辛苦二位了。我在洛杉磯被軟禁時，每次收到瓊斯教授轉來的訊息，都知道你們在為我們奔走，心裡就有了盼頭。”朱成碧笑著搖頭，從內袋裡掏出那疊信，陽光透過信紙，把“伍豪”二字照得透亮：“我們隻是做了該做的，真正記掛你們的，是國內，是總理。”
遠處，華潤公司的汽艇緩緩駛來，艇上飄揚的五星紅旗在藍天下格外鮮豔。接應的同誌跳上“江海號”，握著陳玄的手說：“總理特意交代，讓我給二位帶句話：‘五年辛苦了，歡迎回家。’”
返程的“江海號”上，陳玄在賬本的最後一頁寫下：“1951年12月至1956年9月，共送歸留美學子五十六人，悉數安全抵境。”朱成碧靠在舷邊，望著祖國方向的雲層漸漸散開，陽光灑在海麵上，像鋪了條金色的路。突然，船載收音機裡傳來新華社的廣播聲，那熟悉的、莊重的語調，在海麵上回蕩：“新華社北京9月8日電
今日上午九時，我國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在沈陽飛機製造廠試飛成功，該機由歸國科學家錢學森、郭永懷等參與設計，標誌著我國航空工業邁出關鍵一步……新華社北京9月10日電
我國‘一五’計劃重點專案鞍鋼無縫鋼管廠今日投產，可生產直徑兩百毫米以上的無縫鋼管，填補國內空白，該廠技術團隊中，歸國留學生占比達三成……”
陳玄走到朱成碧身邊，兩人相視一笑，眼裡的淚終於落得輕快。五年風雨，他們從舊金山的濃霧裡出發，借道墨西哥的夜色，穿過英國的海峽，終在1956年的晴空下，迎來了歸帆滿港。那些藏在貨艙暗格裡的圖紙、夾在《聖經》裡的散頁、信封裡的牽掛，都化作了祖國大地上拔地而起的廠房，化作了劃破天際的銀鷹，化作了賬本上一個個鮮紅的圈，記錄著一段跨越山海的堅守。
船行至南海時，收音機裡的廣播還在繼續，朱成碧摸出那支1938年的毛筆，在信紙背麵寫下：“滬上雨霧已散，金山晴空正好，歸舟已至，家國可期。”海風拂過紙頁，把字跡吹得輕輕顫動，像在回應遠方北京的牽掛，也像在訴說這五年裡，那些從未改變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