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著她，她又小又軟，我都不敢用力。她閉著眼睛哭，聲音細細的，像小羊叫。我看著她的臉，眼淚啪嗒啪嗒往下掉。
不是傷心，是高興。
那種初為人母的喜悅，我這輩子隻體會過一次——就是安安剛出生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覺得這個小生命就是我的全部。
可是喜悅這個東西，跟錢一樣，花著花著就冇了。
安安出生後，日子變得很難。建國在廠裡上班，一個月工資幾百塊塊錢，要養活三口人。奶粉錢、尿布錢、看病打針的錢，樣樣都要花。我休完產假回去上班，但供銷社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經常發不出工資。
我們開始吵架。為了錢吵，為了誰多乾了活吵，為了他媽說了什麼話吵。
“奶粉快冇了，你什麼時候發工資？”
“不知道，廠裡也欠著。”
“那怎麼辦？安安喝什麼？”
“我有什麼辦法？我也不能去搶！”
我怎麼就冇奶了呢？那個時候要是加把勁，給安安喂足了，現在是不是還能再高些，身體更硬朗些。
吵完了誰也不理誰。他睡床那頭，我睡這頭，中間隔著安安。安安什麼都不知道，她隻會哭。餓了哭，尿了哭，不舒服了哭。
我有時候抱著她，自己也哭。
那時候不知道什麼叫產後抑鬱，隻知道心裡像壓了一塊石頭，喘不上氣。白天還好，有人說話，有事做。一到晚上，安安睡了，建國也睡了，我一個人醒著，腦子裡亂七八糟的，想東想西，想得睡不著。
安安慢慢長大了。她不怎麼哭。
彆的孩子哭起來冇完冇了，安安哭兩聲就停了。不是不想哭了，是哭了也冇人來。我要上班，要做飯，要洗衣服，要收拾屋子。建國在廠裡加班，有時候很晚纔回來。安安一個人躺在小床上，睜著眼睛看天花板，不哭不鬨。
鄰居大媽說：“你家孩子真乖，真好帶。”
我聽了還挺高興。
後來我才知道——那不是乖，那是死心。一個幾個月大的孩子，就知道哭了冇人來，所以不哭了。這不是乖，這是可憐。
安安出生後，我和建國開始給她存嫁妝錢。
每個月從牙縫裡省一點，十塊、二十塊，放進一個鐵盒子裡。鐵盒子是以前裝餅乾的，紅色的，上麵印著一朵花。買給安安吃的，小時候的安安可稀罕這個餅乾了，我和她爸碰一下就要叫喚。
我們跟誰都冇說過這事。我們想的是——等她出嫁那天，把鐵盒子交到她手上，裡麵的錢雖然不多，但那是爸媽的一點心意。
後來貝貝出生了，我們又多存一份。另一個鐵盒子，也是紅色的，也是印著一朵花。貝貝不愛吃，我就都拿給安安吃了，我記得那時候，安安說我是全世界最好的媽媽。
兩個鐵盒子並排放在衣櫃最上麵，夠不著，要踩個凳子纔拿得到。
每個月放錢進去的時候，我都會在心裡默唸一句：這是安安的，這是貝貝的。安安的盒子先開始存，所以厚一些。貝貝的盒子薄一些，但沒關係，她還小，還能存好多年。
我以為我能一直存下去。存到她們出嫁那天，親手把鐵盒子交到她們手上，說一句：“媽給你存的，拿著花。”
三
安安六歲那年，日子剛鬆快一點。
她上小學了，白天不在家，我找了份零工，能賺點錢，也喘了口氣。
然後我就懷孕了。
安安知道我要生小寶寶的時候，才六歲。她問我：“媽媽，小寶寶生出來，你還愛我嗎？”
我說：“當然愛。”
我說這話的時候是真心的。但小孩子比大人敏感。她後來一定發現——我說的話，和後來做的事，對不上。
貝貝生下來那年，安安七歲。
七歲的孩子，在我們那個年代，已經算“半個大人”了。我自己七歲的時候都會生火做飯了，所以我理所當然地覺得，安安不需要我操心了。她可以自己上下學，自己寫作業，自己熱飯吃。
她可以。
但“可以”和“應該”是兩回事。
我把“可以”當成了“應該”，然後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給了那個剛出生的、白白淨淨的、會衝我笑的小女兒。
生貝貝的時候，我們還交了一萬塊罰款。一萬塊啊。那時候我和建國的工資加起來不到四千塊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