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879：獨行法蘭西 第360章 魔鬼的低語！

    魔鬼的低語！

時間踏入一八八一年六月，比巴黎的天氣更熱的，是《雷雨》持續不退的狂潮。

這部戲在法蘭西喜劇院上演已經超過十五場，每一場都要把過道票賣滿。

票房如同防洪堤潰壩的塞納河，狂熱的觀眾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洪水，衝擊了整整一個月，仍然未見頹勢。

黎塞留街售票視窗前的長龍成了固定風景，票販子穿梭其間，將原本就不菲的票價炒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

真正讓巴黎人意識到《雷雨》已超越一部成功戲劇範疇的，是一種被稱為“雷雨病”的奇特現象。

一些囊中羞澀卻又沉迷劇情的年輕學生、小職員或文藝青年，反複購票觀看。

據說紀錄保持者是個來自拉丁區的醫科學生，足足看了十一場。

他們隻買最廉價的、需要全程站立的“過道票”。

但更古怪的是他們的觀劇方式。

劇場裡，他們屏息凝神，如同朝聖，直到劇中某個關鍵節點——

或是“瑪德萊娜”悲憤交加地喊出那句“是命運！是不公平的命運指使我來的！”；

或是“瑪德蓮夫人”用那種預示著毀滅的腔調說出“好，你去吧！小心，現在風暴就要起來了！”

——那一刻，他們會爆發出短促而熱烈的喝彩，彷彿等待已久的儀式完成。

隨後這些觀眾便心滿意足地轉身離去，毫不猶豫地擠過人群，消失在劇院外的夜色中。

他們將後半場的電閃雷鳴、死亡與瘋狂留在身後。

這種隻等一瞬間感情爆發的偏執行為，成了巴黎沙龍裡最新鮮的談資。

有人說這是一種新的審美方式，有人說這隻是窮鬼附庸風雅的怪癖。

但無論如何，“雷雨病”這個略帶調侃的稱呼，不脛而走，成了《雷雨》現象級影響力的又一明證。

而法蘭西劇院的喧囂早已超越了國界。

倫敦的紳士、柏林的學者、維也納的藝術家、聖彼得堡的貴族、巴塞羅那的革新派、羅馬的文藝愛好者……

他們操著各種口音，如潮水般湧入巴黎。

他們的行程單上，比參觀盧浮宮還要靠前的，就是去法蘭西喜劇院看一場《雷雨》。

旅館老闆和馬車夫們眉開眼笑，他們或許看不懂那出戲，但他們認得清法郎和生丁。

麵對這前所未有的需求，法蘭西喜劇院開了歐洲戲劇演出的先河

——將《雷雨》的演員分為三組，核心演員如莎拉·伯恩哈特、弗朗索瓦·戈蒂耶-呂紮爾什等主演夜場；

其他兩組經驗豐富的演員則分彆承擔下午場和週末加演。

如此輪換，才勉強滿足了歐洲各地戲劇迷的需求，也讓喜劇院的票房收入達到了一個空前的數字。

埃米爾·佩蘭院長看著賬本，臉上的笑容燦爛得幾乎能融化北極冰川。

《雷雨》掀起的風暴，衝擊的不僅僅是普通觀眾，更在戲劇界的同行中引發了地震般的效應。

那些名字本身就能代表一個時代戲劇成就的大劇作家們，也從歐洲各地湧向巴黎。

他們懷著好奇、審視、嫉妒……種種複雜的情緒，坐進了黎塞留廳。

小仲馬特地從佛羅倫薩趕回來，在觀看完演出以後，在自己的包廂裡沉默了許久。

回去以後，他就把自己剛剛寫好的《巴格達王妃》劇本給撕了。

挪威的亨利克·易卜生，原本在慕尼黑訪問，在德國朋友的極力推薦下，專程來到巴黎，連續觀看了兩場《雷雨》。

這位以《玩偶之家》震動歐洲的戲劇革命者，在演出結束後沒有像其他觀眾那樣狂熱歡呼。

他隻是靜靜地坐著，眼神專注地看著舞台上電燈的光芒，久久不語。

回到旅館，他對自己的朋友說：“……和《雷雨》比起來，《玩偶之家》就像是一部十八世紀的作品。”

此外還有德國的保爾·海塞、俄國的亞曆山大·奧斯特洛夫斯基……

這些各自國家的戲劇泰鬥，在觀看《雷雨》後，反應驚人地一致：

深感震撼，同時感到一種創作上的落伍與危機！

奧斯特洛夫斯基在給莫斯科劇院經理的電報中直言：“……立刻安排引進《雷雨》的演出權！不惜代價！

我們過去的許多創作觀念，需要徹底反思了。”

幾乎是不約而同地，這些大師們都通過各自的渠道，向法蘭西喜劇院乃至萊昂納爾本人，發出了會麵的請求。

他們都想親眼見見這個將戲劇藝術推向新高度的年輕人。

對於劇作家來說，限製他們創作的不是想象力，而是客觀的舞台技術的發展。

傳統戲劇要遵循“三一律”（同一天內，同一地點，一條主線），一方麵是讓矛盾能更集中地爆發；

另一方麵也是舞台技術的限製，無法表現更長、更豐富的環境變化。

萊昂納爾的《雷雨》相當於給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劇作家打了個樣，告訴他們——

今後戲劇的舞台空間不僅是橫向的，還可以是縱向的；

調動觀眾情緒不僅依賴劇情與音樂，還可以利用細膩的燈光變化。

這相當於謝爾蓋·愛森斯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