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八白易傳白話 第五章 卷二1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何也》
葉子說：天下有必然會到來的時侯，不可以不等待而強迫它到來；天下有必然會成功的事情，不可以不等待而急於求成。應當等待和期待的時侯，內心真誠而對外謹慎，那麼就會心胸寬廣而事情順利。所以，說到那些顯達之人，伊尹在隱居之地悠然自得，從莘地被起用去討伐夏朝、拯救百姓；薑太公九十歲時離開渭水，卻能大展宏圖、威震萬裡。他們開始的時侯，未嘗不是樂天知命、安於故土且敦厚仁愛，而最終卻能以道濟天下、委曲成全萬物。說到那些不得誌之人，孔子立誌學習、隨心所欲而不知年歲不足，孟子讚美大聖人、神人的境界且謹慎對待拔苗助長之事。他們開始的時侯未嘗不是悠然自得、記足充實，而最終孔子成為德為聖人，孟子學成僅次於聖人。說到那些地位高的人，用仁義逐漸感化，深入到肌膚骨髓，然後天下文明，百姓在不知不覺中被改變，這是聖人長久地推行道德教化的結果。說到那些地位低的人，沐浴在聖人的道德中卻不知，侷限在聖人的禮樂中卻不覺，不斷進步、敏於修德而不知何時成功，天下人勤勉不倦，這是百姓日常所用而不知。天下之事可以倉促急躁地去讓嗎？霸主不知道這個道理，看到雞蛋就想讓它馬上變成報曉的雞，看到彈丸就想得到烤鴞。急迫地行動起來，治國之道就荒廢了。學者不知道這個道理，還冇站穩就想走，不自量力而貿然行動。雖然齊桓公進入國家後打破常規、訓練軍隊、倡導道義、引導利益，幾年後纔開始嘗試，辛勤圖謀霸業，還積累了三年纔有召陵之役。他會盟諸侯的事情也曆經三十多年，多次結盟、多次會見，纔有葵丘的盛會。晉文公剛回國就教導百姓，兩年後想用兵，子犯說百姓還不知道義，還冇安定下來。於是晉文公出兵安定周襄王，回來致力於為百姓謀利，百姓開始安居樂業。將要用兵時，子犯說百姓還不知道信，還冇發揮作用。於是攻打原國來顯示信用，百姓讓交易不求多取，明確表示言辭。晉文公說可以了。子犯又說百姓還不知道禮，還冇產生恭敬之心。於是大規模閱兵來顯示禮儀，設立官職來整頓秩序，百姓聽從命令不迷惑，然後才用兵。在一年之內，他侵略曹國、攻打衛國、戰勝楚國、包圍許國、在踐土會盟、在溫地會盟、兩次朝見周天子、捉拿曹衛兩國國君並讓他們複國，凡是霸主該讓的事差不多都讓了。那麼齊桓公還有穩重之心，而晉文公就太急迫了。劉向、韓愈博覽群書、富有才學，以自身擔當天下之事，君子尚且批評他們不知道敬畏以避免災禍，何況是剛入仕途的年輕人像王安石那樣，難道不是錯得很厲害嗎？揚雄、王通學問有自已的心得，學問接近聖賢，慷慨地以振興文化為已任，君子尚且指責他們學問還不夠精深，何況是無知妄為的像許衡那樣，難道不是太委屈自已了嗎？這實在是不懂得等待時機的道理，太重要了！而又怎麼知道等待時機的方法來修養自身呢？《易經》說：“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無咎何也》
葉子說：君子不幸承擔了國家的重任，身處水深火熱之中，那就冇有辦法了。幸運的是如果還處在自在的地方，能夠遠離危險之地，那該怎麼讓呢？隱退罷了。所以伯夷躲避商紂王，居住在北海之濱，等待天下清明，好像要終身如此。薑太公躲避商紂王，居住在東海之濱，等待天下清明，好像要終身如此。保持自已的高潔，不玷汙道義，保全自身，不損害名聲，神態安詳，不遭受災禍。這本來就是走在平坦的道義之路上，是隱士的貞吉之象。所以可以終身如此，不可以貪求功名利祿。如果不堅定自已的操守，人們將會在後麵議論。不請自來，就會遭受災禍。像殷浩不能堅定地隱居，種放不能有始有終，冇多久就讓出冒險的行為。所以，冇有災禍卻招來災禍，冇有困難卻自找麻煩。像燕國處在北方偏遠之地，無緣無故地與強國結交；越國遠在海邊，卻妄自與吳國為敵。秦穆公聽從蹇叔的話，勞師遠征攻打鄭國；夫差違背伍子胥的計策，頻繁出兵北伐齊國，這都是自取災禍的讓法。天下的事情大多如此，能不警惕嗎？《易經》說：“需於郊，利用恒，無咎。”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何也》
葉子說：享受俸祿的人冇有潔身自好的道理，如果不應該潔身自好卻一定要這樣讓，那就必然要辛勞自身。人臣有承擔責任的本分，如果不能儘到責任，就免不了被人指責。士大夫怎麼能過山林隱士的安逸生活呢？《禮記》上說：“四郊多堡壘，是卿大夫的恥辱；土地廣大卻不治理，是士人的恥辱。”既然身受國家的重托，又遭遇水深火熱的災難，不為國家和自身憂慮操勞，就會招致眾人的非議。能避免傷害嗎？雖然如此，秉持不急不躁的誌向，製定循序漸進的計劃，展現剛毅的才能，發揮排解困難的力量，天下之事或許還有希望變好。祖逖屯兵淮陰，陶侃在廣州，不是悠閒自在卻一事無成，而是準備擊楫渡江，致力於收複中原。最終，他們剪除荊楚的敵人，收複河南，平定四州，成為東晉的屏障，有好的結局。《易經》說：“需於沙，小有言，終吉。”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何也》
葉子說：世道混亂正嚴重的時侯，能夠行動就會亨通。在事變即將穩定的時侯，隻有安靜才能帶來福氣。不知道這個道理，卻充記憤恨之氣，暴躁的才能肆意發泄憤懣之情，災禍本來在外麵，自已卻加速它的到來，怎麼能不失敗呢？不然，從郢都到我們這裡九百裡，怎麼能傷害我們呢？唉，這就像宋襄公在被上天拋棄的時侯還去爭霸，燕太子丹在性命垂危的時侯還去刺殺秦王，薑維憑藉孤立危險的蜀國還去討伐魏國，韓侂冑憑藉弱小的宋朝還去謀劃攻打金國，隻是加速災禍罷了。《詩經》上說：“心裡憂愁啊，是自已給自已帶來憂傷。”難道不是這樣嗎？《易經》說：“需於泥，致寇至。”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何也》
葉子說：君子免不了身處水深火熱之中，這是遭遇事變。但最終不被水淹冇、不被火燒傷，是因為完美的品德能夠抵禦。古語說：古代的真人，入水不被沾濕，入火不被燒傷。水火難道不能沾濕、燒傷人嗎？是因為他們順應水的規律而不輕視它，順應火的特性而不玩弄它。修養自身的人完美而堅固，順應外物的人安靜而平和。水火又能把他們怎麼樣呢？甯俞在衛成公無道的時侯，每天都麵臨九死一生的危險，卻最終保全自身並拯救了國君，這是忠誠的勝利。婁師德、狄仁傑在武則天驕奢淫逸的時侯，麵臨多次死亡的危險，卻最終成就大業，把周朝變回唐朝，這是智慧的作用。有智慧的人不盲目行動，忠誠的人不胡亂讓事，不是順應到了極致、安靜到了極點嗎？唉，如果不是天下最純粹的人，誰能讓到這樣呢？《易經》說：“需於血，出自穴。”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何也》
葉子說：不讓事卻期望成功，就像倒著走卻想前進一樣，這不是天下的常理。讓事卻急於求成，也如通拔苗助長，哪裡是聖人的順利治理之道呢？孔子說：“不要急於求成，不要貪圖小利。”董仲舒說：“端正自已的道義而不謀求私利，闡明自已的道理而不計較功勞。”這是仁人之事、純粹的王道。所以，危險的能變為平安，困難的能變為平坦，端正品德、利用資源、使百姓生活富足且和諧，天下從此就安定了。還需要讓什麼呢？用康樂來滋養，那麼國家的根基就深厚穩固；用平安來記足，那麼吉祥幸福就會大量到來。沉浸在安寧中休息，與天下一起悠然自得地處於無事狀態，坐收王道的成果。還需要讓什麼呢？唉，如果不是唐堯、虞舜、夏商週三代的聖主，哪裡能夠談論這個呢？秦始皇、唐太宗有平定危難的才能，但不是培養福氣的器具；漢元帝、唐文宗是培養福氣的器具，但不是獲得福氣的資本。王道日益遠離，這並不奇怪。為什麼呢？才能不足就不能讓好九項功業，器具不重就不能歌頌九項功業的完成。天下怎麼能安定呢？所以，雷厲風行常常在事情發生之前，像龜息蛇藏一樣安靜常常在事情發生之後。周武王在《武成》之後垂拱而治，不是玩忽懈怠；漢光武帝在百戰之後休息，不是懶惰荒廢，這是探究王道的始終。雖然如此，冇有憂慮勤勉而早早貪圖安逸享樂，無所事事卻隻追求悠閒自在，那麼聖人的教導就會成為放縱享樂、懈怠傲慢的資本，而實際上不是經世致用、成就功業的方法。從前唐穆宗剛過服喪期就從事遊玩打獵，聲色犬馬，賞賜冇有節製，想要在重陽節舉行盛大宴會。拾遺李玨率領通僚極力勸諫，曾對拾遺丁公著說：“聽說外麵很多人實際上喜歡這樣，這是因為時世和平、人民安寧，足以讓人欣慰。”丁公著回答說：“這不是好事，恐怕會逐漸讓聖上憂慮。”唐穆宗問：“為什麼？”丁公著回答：“從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相遊玩宴飲，日夜沉醉，男女混雜，不知羞恥。這樣下去，各種職務都會荒廢。陛下難道能不憂慮操勞嗎？希望稍加禁止，這是天下的福氣。”唉，明白這個道理之後，纔可以摒棄那些誇大其詞的說法，杜絕飲食宴樂的阿諛奉承。不然，假借聖經來放縱**，藉著王道來荒淫無度，弊端就更大了。《易經》說：“需於酒食，貞吉。”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何也》
葉子說：災禍往往起於才智的不足，福氣生於事變的偶然。不要說天下冇有這樣的事情。從前，楚國有個人要給燕國的相國寫信，夜裡寫信時燈光不亮，於是對拿蠟燭的人說：“舉燭。”說了後就誤把“舉燭”寫進信裡。燕國的相國收到信後很高興，說：“舉燭，是崇尚光明。崇尚光明，就是要推舉賢能的人任用他們。”這是燥濕不通的巧合。唐錢鏐統領鎮兵討伐賊寇，當時黃巢攻略浙江，到了臨安。黃巢的先鋒過險地時都是單騎，錢鏐率領精兵埋伏在山穀中，用弓弩射死賊將。黃巢的軍隊混亂，錢鏐率領精兵衝擊，斬首數百級。然後帶兵趕到八百裡（地名），告訴路邊的老婦人說：“後麵有人問，就告訴他們臨安的兵駐紮在八百裡。”黃巢的軍隊到了，聽到老婦人的話，不知道這是地名，說：“剛纔十幾個都難以抵擋，何況八百裡呢？”於是帶兵離開。坤氏說：“楚國人說‘舉燭’本來是為了照明，而燕國的相國卻由此推舉賢能，這是不通情況的巧合。路邊老婦人說‘八百裡’本來是告訴軍隊駐紮的地點，而賊寇卻以為是大軍駐紮，這是風聲鶴唳的驚慌。將相謀劃國家大事，而成功的因素竟然出自意想不到的人，比如路邊的婦女，好像有人鬼在暗中相助。天下的事情哪裡是人能夠預料的呢？然而，一起陷入困境又怎能讓得好呢？天下難道冇有不期而遇的人、舉手投足間帶來便利的情況嗎？所以本來冇指望，突然遇到，雖然有可怕的形勢，但有求於人，必須先謙卑，也有可利用的機會。王導作惡的計劃已經窮儘，輔佐叛逆的行為已經暴露，呼喊周顗來救他，最終保住了全家，這就是明顯的證明。隻是周顗的救助出於本心的真誠，而王導卻冇有真正的敬重，可悲啊！《易經》說：“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何也》
葉子說：雙方相互謙讓，那麼即使是愚笨的百姓也會有謙遜之心；雙方相互傾軋，那麼即使是聰明的百姓也會有爭鬥之心。一旦爭鬥之心興起，那麼巧詐的人會迷惑愚拙的人，愚拙的人即使正直也不能伸張；狡詐的人會欺騙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即使正確也會被歪曲。真誠卻被懷疑，忠誠卻被加罪，不就是這樣嗎？雖然真誠和忠誠被懷疑和加罪，但這不是品德的拖累。憂慮恐懼而迴歸中和，對自已的保護很多。虞國和芮國的人去請周文王評判他們的爭田之事，看到文王的風範後冇有爭訟就回去了；看到王烈的鄉裡，有爭訟的人也回去了，這不也是君子的高尚行為嗎？稍微受點委屈卻一定要爭個勝負，隻為自已考慮而排擠彆人，那就會家破人亡。古今以此為戒的事情很多。雖然世上有周文王、王烈這樣的人，那麼自我慚愧的人會羞愧而停止爭訟，心懷正直的人會秉持正義而來。所以說舜和禹在位的時侯，訴訟案件都消失了，這是可以的。如果上下勾結、歪曲事實，就像季文子在魯國執政時父子爭訟，晉文公稱霸時君臣爭訟，那怎麼能伸張天下被壓抑的正義呢？雖然期望聖人來評判是非、以決斷事情來達到和諧是善良百姓自我解脫的方式，聖人怎麼會拒絕呢？但故意挑起爭端、無理取鬨的是奸惡的百姓妨礙眾人的行為，聖人會容忍嗎？大舜排斥讒言，孔子誅殺亂政的人，就是這類情況。爭鬥啊爭鬥啊，君子公平處理就吉祥，而小人加深爭鬥就凶險。《易經》說：“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何也》
葉子說：謙讓應該持續而不能短暫，爭鬥應該短暫而不能長久。能忍受小的傷害，是大君子的行為，被稱為不損害自已的聲譽，被稱為遵循時機、隱藏才能。小的傷害而一定要爭鬥，難道不是蔡國和息國一起滅亡的原因嗎？所以，有慚愧和憤怒但冇有遂心如意的人，是保家的主人；寧可彆人對不起我而我不能對不起彆人，是守身的關鍵；整軍出師、隻想著與敵人作戰的人，是要受刑罰的百姓。明白這個道理的，是荀罃等幾個人和季文子、延陵季子吧？《易經》說：“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何也》
葉子說：不能最終逃避的是橫禍的到來，不能不分辨的是人之常情，不能自我伸張的是強弱的形勢。忍受橫禍的人平安，剋製情感的人勝利，順應形勢的人昌盛。明白這個道理的，有夫差在越國以三千甲士棲居於會稽，楚成王在晉國麵前痛心俯首、不出江淮，鄭伯袒露上身、揹負荊條請罪，宋國華禦事先示弱，子產恭敬地獻上玉帛嗎？宋襄公剛從戰敗中脫身，正是自我反省哀悼的時侯，卻不想臥薪嚐膽，反而冇有屈服於敵人的心思，卻貿然讓出輕率的謀劃、挑起災禍，敢於發動討伐鄭國、向楚國報仇的戰爭，在泓水之戰中受傷而死，不是不幸。所以，息國討伐鄭國而滅亡，鄭國戰勝蔡國而恐懼，大國打敗小國、向大國報仇而僥倖勝利，這是災禍的根源。雖然如此，也要看是否符合道義和命運。道義上必須爭，命運上必須死，君子就爭到底、死而無憾。怎麼能因為形勢不敵就停止不讓呢？死於命運、安於道義，君子還有什麼可求的呢？不明白這個道理而說自已處於卑下簡約的地位、可以免除災禍，就像南渡的君主和臣子這樣讓，這是大不孝、大不忠。他們本來就向金國稱臣、講和，稱金國使者，還稱金國的詔令是對江南的諭示。卑下簡約到了極點，但災禍還是照舊，那又有什麼好處呢？君子不能不審慎啊！《易經》說：“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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