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奇聞錄 第8章 北方的壁壘 － 河北三鎮的陽奉陰違
當帝國中心及其控製下的州縣正在經曆那場以“會昌開元”錢幣為標誌的、轟轟烈烈的財富盛宴與文化毀滅時，帝國的北方邊陲，廣袤的河北大地，卻呈現出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在這裡，皇帝的敕令、宰相的意誌，遭遇了無形卻堅韌的壁壘。河朔三鎮——成德、魏博、幽州，這些半獨立已久的藩鎮，以其特有的方式，對來自長安的滅佛風暴，進行了沉默而有效的抵製。
幽州節度使府邸內，氣氛與外間的傳言迥然不同。朝廷的欽使剛剛宣讀完畢那篇言辭嚴厲的滅佛敕令，節度使張仲武恭敬地接下敕書，供奉於香案之上，說了一番“謹遵聖諭，即刻推行”的官麵話，將欽使體麵地送去了館驛休息。
欽使一走，府邸內的氛圍頓時一變。張仲武，這位以軍功起家、統治幽州多年的強藩節帥，臉上恭敬的神色褪去，換上了慣常的冷靜與深沉。他並未立刻召集將領部署拆寺驅僧之事，而是轉身回到了書房，隻召來了他最核心的幾位幕僚謀士。
“諸位，朝廷這道敕令，你們怎麼看？”張仲武將那份敕令隨手放在案上，語氣平淡地問道。
一位年長的幕僚捋著胡須，緩緩開口：“節帥，此事需慎重。佛教傳入北地已久，信眾極廣，深入民心。自安史之後，我河北之地，胡漢雜處，百姓困苦，多倚賴佛寺尋求慰藉，寺院亦行些賑濟之事，聲望頗高。若依朝廷敕令，強行拆寺毀像，驅逐僧尼，恐非但不能收其利，反會激起民怨，乃至生變。於我幽州穩定，大大不利。”
另一位掌管財政的幕僚補充道：“況且，我幽州軍鎮，自成體係，賦稅兵源，皆不仰賴中樞。寺院田產，多與本地豪強有所勾連，強行沒收，恐動搖本地根基，得不償失。朝廷此舉，意在充實中央府庫，削弱地方，其心可鑒。”
張仲武微微頷首，這些道理，他心中早已明晰。他統治的核心是保持幽州的穩定和自身的權力，而非對遠在長安的皇帝唯命是從。佛教的存在，在河北這片土地上，早已與地方社會結構、民眾心理深深繫結，強行切除，隻會導致大出血。
“嗯，”張仲武沉吟片刻，做出了決斷，“陛下敕令，不可明違。然執行之法，在我。傳令下去，各州各縣，張貼告示，宣讀敕令，以示尊奉朝廷。然實際行事，隻需挑選幾所偏遠、香火不盛之小廟，做做樣子，拆毀一二即可。其餘大寺，及民間信眾，暫不驚擾。對於僧尼，不予迫害，但需暗中登記在冊，加強管束，不得生事即可。”
“那……若有從南邊（中央控製區）逃難而來的僧侶呢？”一名幕僚問道。
張仲武眼中精光一閃，略一思索：“暗中接納，分散安置於各寺，令其安分守己。都是些避禍的可憐人，不必過分苛責，但需嚴加監視，以防真有奸細混入。”
於是，在幽州乃至整個河朔地區，出現了一種奇特的“政令不出節度使府”的現象。官府的告示貼在了城門口，胥吏們也敲著鑼宣講了敕令，但雷聲大雨點小。除了極少數無關緊要的小廟被象征性地拆除，大部分寺院依舊鐘聲悠揚，香火不絕。僧人們雖然心懷忐忑，但發現並無真正的危險後，也逐漸安下心來。許多從京畿、都畿道乃至更南邊逃難而來的僧侶，曆經千辛萬苦，越過朝廷控製的州縣，進入河北地界後，發現這裡竟彷彿是一片“法外淨土”，不禁悲喜交加，紛紛被本地寺廟收留藏匿。
訊息，終究還是通過各種渠道，傳回了長安，傳到了宰相李德裕的耳中。
李德裕聞訊，勃然大怒。他不僅僅憤怒於河北藩鎮的陽奉陰違，挑戰中央權威，更擔心這些逃散的僧侶，尤其是其中可能包含的武藝高強或頗有聲望者，會被藩鎮所用。他深知這些藩鎮節帥的野心，絕不能給他們任何增強實力的機會。
他立刻以宰相府的名義，修書一封，以六百裡加急送往幽州。信中的語氣極其嚴厲，不再是泛泛而談的敕令，而是直接尖銳的警告：
“……聞河朔之地，於滅佛事，逡巡不前，甚或容留南僧，此非人臣之道！然公宜思之，五台之僧，縱有驍勇者，其為將，必不如幽州之將；其為卒，必不如幽州之卒。彼等舍其佛法，而就用武之地，於公何益？徒取容納之虛名，而貽人口實，染於朝廷！望公慎思，即刻嚴查轄內僧尼，杜絕流寓，以明心跡，以全臣節！”
這封信，既點明瞭幽州的小動作朝廷已然知曉，又帶著威脅的口吻，更重要的是，它從一個非常實際的角度——軍事能力——打消了張仲武可能存在的、利用僧侶以增強軍力的念頭：這些和尚打仗，怎麼可能比得上你幽州久經沙場的職業軍人？留著他們，除了背個違抗朝廷的黑鍋，對你有什麼好處？
張仲武接到這封信後，在書房裡獨自坐了很久。李德裕的話，像一根針，紮破了他試圖維持的模糊局麵。他意識到，完全不做表示是不行了，朝廷雖然無力直接征討幽州，但在道義和政治上施加壓力的能力依然存在。
為了向朝廷示警，也為了撇清自己，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態。
幾天後，張仲武下令，在幽州境內進行一次針對“遊僧”的清查。他特意挑選了幾名無人認識、確係從南方逃來不久、且無本地寺廟出麵庇護的遊方僧，以“形跡可疑，恐為奸細”的名義，公開逮捕。
刑場上，張仲武麵無表情地看著那幾名可憐的僧人被推上前。他們高聲喊冤，聲稱隻是避難而來，絕無歹意。但張仲武需要的是“成績”，而不是真相。他揮了揮手。
劊子手手起刀落。幾顆頭顱滾落在地。
隨後，張仲武親自撰寫奏表，向朝廷彙報“於轄內擒獲偽飾奸僧數名，已依軍法處斬”，並再次表示“臣世受國恩，必當恪守敕令，嚴加盤查，絕不使佛門穢垢，汙我河北淨土”。
一場表演式的殺戮，既回應了李德裕的警告，保全了朝廷的顏麵，又實際上保護了轄區內絕大多數寺廟和僧侶的存在。這就是藩鎮的政治智慧：在不動搖自身統治根基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價，應付中央的政令。
在成德、魏博等鎮，情況也大抵類似。滅佛的狂風，吹到河北這片土地上，彷彿撞上了一堵無形的高牆，風力迅速減弱，最終隻化為一陣微風，掠過表麵，卻未能動搖其根本。
當南方的州郡在忙著熔鑄“會昌開元”錢時，幽州等地流通的，還是過去的舊錢；當南方的寺廟淪為廢墟時，幽州境內的古刹依舊接納著四方的香客。
玄淨在流亡途中，曾聽人說起北方的“寬容”。一些走投無路的僧人冒險北逃。然而，對於大多數像玄淨這樣身處帝國核心區域的僧人而言，河北太遙遠，也太陌生了。那僅僅是絕望中的一絲遙不可及的傳聞，絲毫不能減輕他們正在承受的現實苦難。
河北三鎮的陽奉陰違，像一麵鏡子，清晰地照出了唐後期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真實圖景：皇權的意誌，在跋扈的藩鎮麵前，是有邊界的。轟轟烈烈的“會昌法難”，其執行範圍和政治效果，也因此被打了一個巨大的折扣。帝國的統一政令，在北方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出現了一道深刻而無聲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