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公開課—哲學史五講 第二講 兩漢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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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兩漢哲學

黃老之學和《黃老帛書》

黃老之學是戰國中後期的一個強大的學術思潮，對先秦學術乃至整箇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漢初再度輝煌後，成為當時的官方哲學，成功地主導了西漢前期的曆史，造就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黃老之學始於戰國盛於西漢，假托黃帝和老子的思想，實為道家和法家思想結合，併兼采陰陽、儒、墨等諸家觀點而成。其特征為“貴清靜”，“尚無為”，以達到“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目的。

黃老之學在西漢的興盛，是由當時的客觀情勢決定的。西漢王朝建立之初，由於長期的戰亂，經濟凋敝，民力睏乏。在這種情況下，漢初統治者采取了“與民休息”的政策，而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為這一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在推行黃老之學而將漢王朝推向“文景之治”這一繁榮階段上，竇太後功不可冇。

竇太後信奉黃老之學。景帝和竇姓宗族不得不讀《老子》，並推尊其學說。景帝時她曾召博士轅固生，問他《老子》是怎樣的一部書，轅固生不識時務，猝然答道：“這不過是部平常人家讀的書，冇什麼道理。”竇太後大怒道：“難道一定要司空城旦書嗎？”話中譏諷儒教苛刻，比諸司空獄官，城旦刑法。轅固生一聽想轉身就走，不料被太後喝住，要他到豬圈裡去與豬搏鬥。當時還是太子的劉徹（漢武帝）見轅固生為一文弱書生，恐不敵豬，就投進一把匕首，才讓轅固生把豬刺死。正因此，景帝在位十六年，始終未用儒生。劉徹即位後，太皇太後聞他好儒，就常出麵乾預朝政。武帝也不便違忤祖母，朝廷政事，隨時向她請示。至她去世前，武帝不再重用儒生。竇太後是中華帝國最後一位擁附“黃老之學”的統治者。

黃老之學的哲學思想體現在《黃老帛書》中，這是由1973年12月，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中的《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篇古佚書組成的，它們被認為是黃老之學的代表作。

繼承併發展了的“道”

黃老之學改造了老子的“道”，把“道”看做是客觀存在的天地萬物的總規律，指出“道”的根本性質是“虛同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見其形”,強調“道”的客觀必然性，認為“道之行也，繇不得已”。

遵循並順應的規律論

《黃老帛書》中用“執道”“循理”來概括對規律的理解。所謂“執道”，即認識和掌握事物的內在規律。《經法道法》論執道的重要性，認為隻有掌握規律的人才能明白天道“極而反”的法則，瞭解社會生活中君道與臣道的區分，周密觀察各種事物的變化過程，而不抱先入為主的成見。這樣，就能做到認識精純，思維開闊，成為天下是非的準繩。“執道”就必須從根本上著眼：“執道循理，必從本始。”所謂“循理”，就是遵循客觀規律處理好各種具體事物。

對待事物要“審時”“守度”的方法論

“審時”，就是在處理各種事物的過程中，要善於掌握時機，並及時捕捉事物發展變化的轉折點．做好事物轉化的準備。《黃老帛書》中的“聖人不巧，時反是守”、“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強調了掌握時機的重要性。它認為，時機是客觀的，不能憑主觀臆測，隻能如實認識，而且運用時機要迅捷、果斷、機密，“當天時，與之皆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守度”，就是掌握事物變化中的數量關係和數量界限。《黃老帛書》中提出了日常運用的八種度數，即規、矩、繩直、水平、尺寸、權衡、鬥、石等，並說：“八度者，用之稽也。”《黃老帛書》進一步指出：自然事物和社會生活都各有其“度”。使民要有“恒度”，賦斂也要有度，倘若“變恒過度”“過極失當”的話，就會妨害國家政治生活的穩定。

普遍存在的矛盾論

《黃老帛書》承認矛盾的普遍性，認為天有晦明，地有山澤，物有白黑，事有善惡，“靜作相養，德虐相成；兩若有名，相與則成；陰陽備物，化變乃生。”同時《黃老帛書》認識到，矛盾相互鬥爭是必要的，但一味鬥爭又是不可取的，它提出“雄節”和“雌節”這對特殊範疇，用來區分兩種鬥爭策略和方式，《十六經雌雄節》說：“夫雄節，滿之徒也；雌節，謙之徒也。”“辨雌雄之節，乃分禍福之鄉。”

延伸閱讀

黃帝和黃老之學

黃老之學可以說是托名黃帝，以老子及道家精神為主旨，吸收並綜合了先秦各家特彆是儒、法諸家思想而形成的新道家。然而，黃帝因開啟了一個文化創造和文明進步的時代而成為積極有為、富於創造、勇於探索，極力把社會推向進步的精神的代表，他又怎麼會和以崇尚自然、安於無為著稱的道家思想融合起來呢？

這首先是因為在戰國時代，對黃帝的崇拜逐漸升溫。其次，戰國中期，各國為了稱雄稱霸都需要一種黃帝般的精神，而各種思想流派為了使自己有用也都必須做順應時代的變通。因此，道家也開始從形而上的玄虛走向了社會生活層麵，並吸收了法家的“法”和儒家的“禮”，把“無為”引向積極應世的“無為而治”的政治實踐，從而開出道家向務實方向發展的新階段，逐漸形成了黃老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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