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那些年的絕代芳華 另一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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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人生

1942年4月，由國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嫁給了王正廷的得意門生鐘賢道。鐘賢道當時就職於重慶華中航業局，有著一定地位與權力。兩人的婚禮甚為排場，賓客不絕，大宴三日。鐘賢道很愛王映霞，他曾對王映霞許諾說：“我懂得怎樣把你已經失去的年華找回來，請你相信我。”經曆了上一段不幸的婚姻之後，王映霞的擇偶標準也發生了變化，她不再想嫁給名士、達官貴人了，而是想找“一個老老實實，冇有家室，身體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禮待她的男子”“對於婚姻，那中間的辛酸，我嘗夠了。我的一生，是絕不發生那第二次痛苦了”。因此，鐘賢道很合她的意。兩人結婚後，鐘賢道也遵守諾言，一心一意對待王映霞。他讓王映霞把工作辭了，回來做全職太太。王映霞三日入廚房，洗手做羹湯，給他生了一兒一女：嘉陵、嘉利。自此，王映霞又有了一個家。

在鐘賢道的庇護下，王映霞安穩地過了幾個春秋。1948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國民黨達官顯貴紛紛逃往台灣。鐘賢道本來也拿到了機票，但是臨時改變了主意，留了下來。被人民政府任命為上海航聯保險公司副處長，每月薪水幾百元，頗為富足。雖然後來多次減薪，但是生活一直都是很安定的。“三反”運動裡，他被懷疑貪汙，受到組織的審查，後來被查實是冤案，就給他恢複了名譽。

但是到了1952年，王映霞也突然被抓了起來。鐘賢道急忙去詢問，這才知道是因為王映霞曾經在重慶外交部工作時參加過國民黨，不過當時隻是口頭參加，並冇有正式入黨，也冇有上交黨費，因此在調查清楚之後，就被放了出來。前後關押僅有20天。在她被關押期間，鐘賢道心急如焚，表現出了一個合格丈夫的所有品質。他一有時間就去探視，給王映霞送衣物吃食。王映霞回家後，為了給她壓驚，鐘賢道特地在“錦江飯店”開了個房間，讓她住在裡麵休養，一日三餐，變著花樣讓服務生端上來。

等她心境平定之後，鐘賢道還帶著她到常州、無錫、蘇州等風景名勝之地遊玩，陪她散心。王映霞日後曾回憶那段日子，說：“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

鐘賢道對王映霞很慷慨，捨得花錢，但對自己很克簡。他不抽菸，也不喝酒，穿戴的衣物也很舊。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他給自己買了一頂帽子，才花了五毛錢。王映霞晚年對鐘賢道有如此評價：“他是個厚道人，正派人。我們共同生活了38年，他給了我許多溫暖安慰和幸福。對家庭來說，他實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好祖父、好外公。”

1956年，周恩來發表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要對知識分子進行改造。王映霞心想，閒著也是閒著，不如投入到建設中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她想到自己曾和周恩來有過一麵之緣，那是在1938年，鬱達夫和她曾經請周恩來和鄧穎超吃過飯。於是，王映霞就給周恩來寫了一封長信，信裡麵真誠流露出想要參加工作的意願，希望組織上能安排一下。幾個月之後，她接到通知，參加上海市的師資培訓班。第二年，培訓課結束，50歲的王映霞被安排在一所小學裡，當了一名小學教師。

“文革”爆發之後，王映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衝擊，家被抄，人被隔離審查，交代曆史問題。王映霞一邊接受紅衛兵的批鬥，一邊勞動改造，當油漆工，漆門窗和乒乓球檯，當清潔工打掃廁所，為大串聯的紅衛兵洗衣服和被子。當時，王映霞的兒子嘉陵和女兒嘉利，一個是北大學生，一個是複旦學生，他倆擔心自己的父母也會尋短見，就經常寫信回家，懇請他們想開點，堅持下去。“文革”後期，嘉陵和嘉利也被下放到農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後來就分配到了農村工作，王映霞也60多歲了，就告老退休。

退休後的王映霞，生活極為平淡。她不愛交際，不抽菸、不喝酒、不看戲、不打牌、不跳舞，連茶也不愛喝，唯一的愛好就是讀書看報。鐘賢道去世後，她一人獨居在上海，她的女兒嘉利曾經想從農村調回來照顧她，被她拒絕了。

80年代初，思想解放，在老朋友們的勸說下，王映霞開始寫一些與魯迅、許廣平、陸小曼、丁玲等人交往的回憶性文字，並且為報刊糾正關於鬱達夫往事的一些錯誤回憶。1986年，王映霞被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她利用文史館裡的資料，蒐羅了鬱達夫的書信，出版了一係列關於鬱達夫的書籍，並根據自己親身經曆，寫下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傳》等回憶錄自傳體的文字，在大陸和台灣出版。

晚年的王映霞，在子女的照顧下，一步步地走完了人生之路。美人遲暮的她，在回憶起人生中最重要的那兩個男人時，說瞭如下一番溫情的話：“如果冇有前一個他（鬱達夫），也許冇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冇有人會對我的生活感興趣；如果冇有後一個他（鐘賢道），我的後半生也許仍漂泊不定。曆史長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頭的愛和恨，留下的隻是深深的懷念。”

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病逝，享年9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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