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那些年的絕代名士 老大中國之最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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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中國之最後代表
因教堂、教士的文化侵略以及大國沙文主義態度，導致長江流域教案迭起。辜鴻銘隨張之洞到達湖北後的發表於上海《字林西報》，很快便被倫敦《泰晤士報》摘要並加以評論登載。
《泰晤士報》的評論持懷疑態度，不相信此文出於中國人之手，因為那“行文的語氣中，絕不會有那種高貴的鎮定”。不過這篇文章還是立即引來世界各地許多憤怒讀者的投信，表達了對強國霸權的譴責。這在當時的世界堪稱空穀足音。
用空穀足音來形容辜鴻銘的言論絕非溢美。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整個英語世界幾乎一直是歐美列強充當輿論主角；辜鴻銘的出現，使中國終於有了能理直氣壯地為祖國權利向世界發聲，這是屈辱的中國近代史上難得一聞的吼聲。
從在《字林西報》上發表“中國學”之後，辜鴻銘昂首闊步地走上了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遺老”之路。
辜鴻銘瞧不起洋人，看不起西學，對於翻譯西方著作的，更是不放在眼裡。
當時，翻譯《天演論》的嚴複和翻譯《茶花女》的林紓正聲名鵲起，而辜鴻銘對他們的態度則不止是鄙夷，而是欲殺之而後快。
一次宴會上，三人皆赴宴，卻彼此不相識。酒過三巡，辜鴻銘突發高論：“如我操生殺之柄，必殺兩人以謝天下。”
座中有好事者追問是哪兩人。
他怒氣沖沖地說：“就是嚴又陵、林琴南。”
好事者又追問其原因。
他口若懸河：“嚴又陵以《天演論》宣揚物競天擇，於是國人隻知競而不言理，以至民禍連連，不堪其苦；林琴南譯《茶花女》，誨淫誨盜，使一班青年男女不複知禮教何物。不殺此兩人，天下不得太平。”
兩人聽著，卻都隻能默不做聲。
1898年，日本國首相伊藤博文來華遊曆，受到張之洞的熱情接待。此時恰值辜鴻銘的英譯本《論語》問世不久，辜鴻銘即贈送伊藤博文一部。伊藤博文為此專門造訪了辜鴻銘。
伊藤博文知道辜鴻銘是中國保守派的先鋒，便問：“聽說你精通西洋學問，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20世紀的今天嗎？”
辜鴻銘聽出他話中鄙薄中華的味道，當下應道：“孔子之教，恰如數學家之加減乘除，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紀，其法仍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洋人的玩意兒長不了，貴國若無孔子之教，焉有今日？我看貴國的今天不是因為洋人的那點玩意兒吧？”伊藤博文一時語塞，尷尬而笑。
19世紀末，歐洲忽然颳起了一股針對中國的“黃禍論”旋風。
德皇威廉二世專門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圖中之意是黃種人的崛起將給歐洲帶來威脅，歐洲白人應當聯合起來，抵製黃種人的入侵。
為了消弭這股空穴來風，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了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的這種無稽論調，並強烈抨擊了西方的霸道政治。
美國有“小鬥牛士”之稱的著名政論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鴻銘，說：“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你文中所寫的每一個字，並相信這樣做是值得的。最終，我在許多深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中國人一邊。”
1901年八國聯軍侵華後，辜鴻銘以一腔愛國熱情，不遺餘力地完成了《尊王篇》等文章，替慈禧太後和義和團的仇洋行為進行辯護，駁斥西洋人士和康梁等人對慈禧的批評，廣發世界，向世界輿論尋求正義，堪稱民族宣言。
《清史稿》記敘此事道：“庚子拳亂，聯軍北犯。湯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當侵略者叫囂著要中國拆除大沽炮台時，辜鴻銘挺身而出，一語驚人：“我在此貿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國存在一個更危險的炮台——傳教士炮台。”
這一年，清廷以“遊學專門”的名譽賜他為“文科進士”。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總計172則的《中國劄記》，反覆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
1909年，辜鴻銘英文著作《中國的牛津運動》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係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
民國肇始，辜鴻銘出任南洋公學校長，卻執意不肯剪辮易服，自詡為“老大中國之最後代表”。
他曾向朋友解釋道：“許多人笑我癡心忠於清室，但我之忠於清室，非僅忠於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於中國之政教，即係忠於中國之文明。”
1913年，袁世凱向以彙豐銀行為首的六國銀行團搞“善後大借款”，六國銀行團的德國代表因不懂中文，便請辜鴻銘擔任翻譯。辜鴻銘自恃身價，獅子大開口，開口就要6000銀元。考慮到他是難得的語言天才，六國銀行團隻得答應。
聘期一到，辜鴻銘立即走人，順便拋下了那句被當成英國諺語收入《大不列顛辭典》的戲話：“所謂的銀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計地把傘借給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傘收回去的那種人。”
袁世凱稱帝後，辜鴻銘怒辭一切職務，罵道：“袁世凱之行為，尚不如盜蹠賊徒，其寡廉鮮恥無氣義乃爾耳。”後來，辜鴻銘變本加厲，改用英文大罵袁世凱的不忠，以期破壞其在國際上的形象。
袁世凱曾有言：“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辜鴻銘聽說後，鄙夷地說道：“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為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袁世凱對辜鴻銘恨得咬牙切齒，但由於辜鴻銘名聲太大，不敢迫害，隻能收買，卻屢被拒絕。
一次，唐紹儀和張謇設宴，以“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為寇仇”相勸導，想為袁世凱招收辜鴻銘。但是辜鴻銘當場翻臉，罵二人為“土芥尚書”和“犬馬狀元”，擲杯拂袖而去。唐紹儀雖然捱罵，卻一直尊重辜鴻銘，殊為難得。
袁世凱死後，舉國哀悼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裡大開堂會，熱鬨了三天。
1915年，辜鴻銘的《春秋大義》（即著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書中對西方文明予以尖銳深刻的批判，並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宣示中國文化纔是拯救世界之道。很快，《春秋大義》的德文版出版，在正在“一戰”中的德國引起了巨大轟動。
此前，他曾在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中國人的精神》，原本講演是冇有收錢的先例的，但辜鴻銘偏要收錢，宣稱是讓外國人買票聽捱罵，而且票價高過當時“四大名角”之一的梅蘭芳。聽梅蘭芳唱戲隻要一元二角大洋，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而外國人卻愣是心甘情願地掏錢把會場坐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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