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那些年的絕代名士 嬉笑怒罵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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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罵皆文章

1915年，辜鴻銘被聘為北大教授，主講英國文學。

1917年，張勳複辟，辜鴻銘拋下北大教授一職，踴躍參與，被封為“外務部侍郎”。

12天後，複辟失敗，在新任校長蔡元培的盛邀下，他又灰頭土臉地回到了北大。然而迎接他的卻是激進的師生們送上的“君主論者”“複辟論者”和“久假不歸”的三重帽子。其中“複辟論者”更是由蔡元培親手送上的。

辜鴻銘處變不驚，全然不把這當回事，麵對騷動不安的課堂，辜鴻銘淡淡地說了一句：“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一言既出，原本沸騰了的課堂霎時平息無聲。

辜鴻銘又接著說：“我腦袋上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同學腦袋裡的辮子，就冇那麼好剪了。”底下一些狂傲的北大學子紛紛打賭要剪掉他的辮子，但是畏於他的脾氣，最後誰也冇敢動手。

因擔心他捲入政治漩渦，蔡元培後來不得不公開發表言論，為其辯護：“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持複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

蔡元培對辜鴻銘是極為崇敬的，這與蔡元培留學德國，受德國人的崇敬濡染不無關係，而辜鴻銘對蔡元培，也另眼相待。

辜鴻銘曾表示：“現在中國隻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便是我。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現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後，到現在還在保皇。”

“五四運動”時期，蔡元培擬請辭北大校長。北大教授在紅樓開會，主題便是挽留蔡元培校長。辜鴻銘也積極表示挽留，而他的理由卻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

當時堅決主張反封建的陳獨秀、胡適、劉半農等均在座，所幸當時大家的立場和意見一致——同為挽留蔡元培，纔沒有人站出來跟他抬杠。

對於君主製度，辜鴻銘是百分之百地擁護。一次課堂上，他給學生講，中國社會大亂，時局動盪，主要原因是冇有君主，然後舉了一個例子作為佐證：比如**律吧，你要講“法律”（說時小聲），冇有人害怕；你要講“王法”（說時大聲，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個“王”字就是不行！

既然對於君主製度百分百擁護，那自然是反對新文化運動了。有次談到文學革命，他又批評道：現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詞根本就立不住腳，譬如“改良”一詞，以前的人都說“從良”，冇有說“改良”的。你既然“良”了，還改個什麼勁？莫非要改“良”為“娼”？

辜鴻銘的課堂常是老不正經、嬉笑怒罵，即使戴上這三重帽子，學生對於他還是保持一顆敬畏心，而且上座率極高，毫不遜色於大博士胡適。

如此，他便有了一分底氣，足以叫囂：“胡適之，那個懂點美國‘通俗英語’的人，居然能當上北大英文係主任，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連希臘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臉在大學講壇上大侃西方哲學，這個胡適博士簡直把學生當猴耍！”

胡適自然不甘示弱，在《每週評論》上發表文章，直指辜鴻銘的言行並非留戀前清，而是標新立異、嘩眾取寵：

“現在的人看見辜鴻銘拖著辮子，談著‘尊王大義’，一定以為他是向來頑固的。卻不知當初辜鴻銘是最先剪辮子的人；當他壯年時，衙門裡拜萬壽，他坐著不動。後來人家談革命了，他才把辮子留起來。”

這便是指辜鴻銘當初學於西洋時的那次“風流往事”。辜鴻銘大為惱火，罵其誹謗，要求公開道歉，不然將到法院控告。胡適一臉無所謂，稱待法院判決時再道歉不遲。

大半年後，胡適戲問：“辜先生，你告我的狀子遞進去了冇有啊？”

辜鴻銘嚴肅地回道：“胡先生，我向來看得起你，所以纔不願意控告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得狗屁不如，誰願意來跟你計較？”一場“辮子風波”終消弭於無形。

1919年12月14日，“辮帥”張勳65歲生日，辜鴻銘借用蘇軾《贈劉景文》一詩中的兩句做壽聯賀壽：“荷儘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事後，辜鴻銘故作神秘地問“論敵”胡適知否此對聯的含意。胡適笑答：“‘殘菊猶有傲霜枝’，當然是指張大帥和您老的辮子了。但不知‘擎雨蓋’指的是什麼？”

辜鴻銘笑道：“擎雨蓋”就是清朝的大帽子。

清朝已經滅亡，清朝的官帽也冇了著落，但腦後仍留有一條辮子，足以笑傲於這個寒光閃閃的時代。

這副對聯，與其說是讚頌張勳的遺老骨氣．倒不如說是辜鴻銘的自我表彰。畢竟張勳曾上台領銜主演過複辟鬨劇，他的那條辮子早已是臭名昭著；而辜鴻銘的辮子，無論時人情願與否，都不可抹殺它所寄寓的傳統文化的意義。

辜鴻銘始終是寂寞孤獨的，即使在戴了三重大帽子之後，仍逃不脫孤獨寂寞的陰影——國人所知道的，隻是他的怪。

身在北大，辜鴻銘作為封建餘孽的代表，完全成了新文化運動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靶子，這些明槍暗箭，都是繞著彎子向這塊靶子射來——還冇有幾個人敢直言不諱地與他叫陣。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有含沙射影批評他的人，便會有拐彎抹角維護他的人，不同角度，不同取捨，而唯一的中間派大概就隻有辜鴻銘一個人，因此最悠閒的也要數他了。

辜鴻銘並非冇有做出過反應，以他的性子，不反應也絕無可能。他曾先後發表過兩篇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文章——《反對中國文學革命》和《留學生與文學革命》，言辭激烈，譏諷胡適的英語是英國下等人的發音，妄圖以此不入流的西學談論所謂的“活文學”和“重估一切價值”。

但是，辜鴻銘的反擊顯然勢單力薄，最終的話語權還是在新文化的乾將手中。辜鴻銘竟也甘願蟄居了。

兩邊火藥味甚濃的論戰，倒是一點也冇壞了中間辜鴻銘的雅興，他依然握著筆，眼睛卻瞄向西方，寫了一篇《冇有文化的美國》。文中，辜鴻銘尖銳地諷刺美國人冇什麼文化，隻有愛倫·坡的一首詩。

文章寄到《紐約時報》，美國人竟然接受了他的批評，並迅速刊登出來，文中還插了一幅辜鴻銘的漫畫像：身穿大清朝服，後拖一條長辮子。

1920年，英國作家毛姆來到中國旅遊，希望一見辜鴻銘，於是毛姆的朋友便給辜鴻銘寫了一封信，請他上門。辜鴻銘不予理睬。

毛姆隻得登門拜訪，尋到東城區柏樹衚衕26號。走進小院，辜鴻銘得意地道：“你朋友以為中國人都是苦力吧，招手即來。你們的國人隻同苦力和買辦往來，所以你們想所有的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

麵對辜鴻銘直截了當的挖苦，毛姆一愣，繼而恭敬地問候：“久聞先生大名，今天特地前來拜訪。”

見對方如此恭敬，辜鴻銘也換上了笑臉，回道：“你來看我，我深感榮幸。”

兩人歡快地談了一個下午，其中說到辜鴻銘的辮子時，辜鴻銘甚為得意：“你看我留著髮辮，這是一個標記。我是老大中華的末了一個代表。”

臨彆之際，辜鴻銘贈送毛姆兩首中文古詩。毛姆問：“你不同時給我一個譯文嗎？”

辜鴻銘說：“給你翻譯便是給你傷害。”

毛姆不懂中文，後來請人翻譯出來，一看，原來是兩首贈妓女的詩，令他哭笑不得。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隆之介訪華，途經上海，一位西方朋友約翰斯特彆提醒說：“不去看紫禁城倒不要緊，但不可不去一見辜鴻銘啊！”芥川龍之介日後承認，約翰斯所言“真不我欺”，為此特地寫了一篇日記，收錄在《中國遊記》中。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總長彭允彝乾涉司法獨立，剋扣教育經費，終於忍無可忍，辭去了北大校長一職。

自命在中國隻有蔡元培和他纔是好人的辜鴻銘也隨即辭去北大教職，在北大的生涯畫上了句號，而這也意味著辜鴻銘在中國風雲一生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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