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那些年的絕代名士 像個先生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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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個先生的樣子

在母親的督促和身體瘦弱的情況下，胡適並冇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童年，“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文縐縐地”。

家鄉老輩覺得他“像個先生樣子”，於是都改口叫他“糜先生”。這樣一來，胡適就更不能和夥伴們“野”了。所以，兒童時期的胡適，最大的樂趣便是讀書，讀的多是些朱熹集註的宣揚孔孟思想的儒家典籍，以及父親編寫的講述忠孝節義的《學為人詩》和略述哲理的《原學》。

在母親信佛拜神的影響下，兒童時代的胡適心裡，裝滿神佛的觀念。胡適甚至對孔子也搞起了偶像崇拜，成了一名忠實虔誠的小信徒：用一隻燕窩匣子做成一個孔夫子神龕，供在小桌上，每逢初一和十五，便焚香敬禮。母親十分欣慰地支援著兒子的行為。

後來讀書漸多，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他的神佛觀念漸漸消散，變成一個無神論者。

這事是從讀朱熹的《小學》開始的。他讀到司馬溫公的家訓，其中一段論地獄的話：“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燒舂磨，亦無所施。”他眼前一亮，當重讀一遍時，他忽然高興地直跳起來：“《目連救母》《玉曆鈔傳》等書裡的地獄慘狀，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覺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陳設在祭壇上的十殿閻王的畫像，和十八層地獄的種種牛頭馬麵用鋼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鍋，拋下奈何橋下去喂餓狗毒蛇，——這種種慘狀也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現在覺得都不怕了。”

胡適開始懷疑，不再相信地獄輪迴的鬼話了。不久，他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從中讀到範縝的《神滅論》：“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未聞刀冇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司馬光引了這35個字的《神滅論》，居然把我腦子裡無數鬼神都趕跑了。從此以後，我不知不覺，成了一個無鬼無神的人。”

經過了這次“思想解放”之後，胡適便不再虔誠拜神禮佛了，但出於對母親的孝順，當著母親麵前，他從不暴露自己的想法，也不忤逆母親要他拜神佛的要求。

不過私下裡，他卻偷偷地召集夥伴打菩薩，拔菩薩的鬍鬚。

少年時代的胡適，最大的興趣還是看書，看小說。

一個偶然的機會，9歲的胡適在四叔家的一個不常用的、堆滿廢紙的臥室裡，發現了一本殘破的“法；大量的白話小說，又使他得到初步的白話文的訓練。

因此，他離開家鄉到上海求學時，已經能寫很像樣的文章了。而對於他後來的提倡白話文學和考證小說，也早早種下了根苗。

1904年春，胡適告彆母親，隨著三哥來到十裡洋場的大上海求學。

他進的，所以被編在。

胡適回到座位，勉強寫了百來個字。

沈先生看後，點點頭，說：“儂跟我來！”便帶他來到，到澄衷學堂以後，更和他結下了不解之緣。

梁啟超的文章“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彆有一種魔力”。從他的文章裡，胡適認識了除孔孟之外更多世界各地的大思想家，汲取了更多先進的思想，起到了思想的巨大啟蒙作用。

胡適自稱“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其中尤以《新民說》和《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影響最大。

胡適對於《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未完成，很是遺憾，忽然又在心裡“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的野心種子發芽了。

“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

1906年夏天，胡適考進新成立的中國公學。（當時日本政府頒佈“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中國留日學生認為這是侮辱中國，便罷課抗議，全體歸國，在上海籌創了這一個學校。）

與胡適同寢室一個叫鐘文恢的人，是競業學會的會長，他介紹胡適入了會。競業學會的。他的是《地理學》，講一些“地球是圓的”之類通俗地理學的知識。

寫完《地理學》之後，胡適逐漸膽大，嘗試用章回體寫長篇，取名《真如島》，寫的是一個“破除迷信，開通民智”的故事。

《真如島》陸陸續續在旬報上連載，續至的同時，胡適也開始學作詩了。而他學詩，竟與腳氣病有些關係。

徽州人出外，到上海求學或經商謀生，往往因“水土不馴”生腳氣病。發病時雙腳腫脹，嚴重時四肢不能動，甚至喪命。

胡適進中國公學不到半年，也得了腳氣病，不得不請假回家養病。養病期間，百無聊賴，借書消遣，便接觸到了古詩。

這種比他小時候讀的律詩有味得多的古詩，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讀著讀著，自己也忍不住學著寫起來。

有一次他寫了一首送彆詩給競業學會會友，得到對方的誇獎，並回敬了一首，其中有“天下英雄君與我，文章知己友兼師”兩句。“然而他這兩句鼓勵小孩子的話可害苦我了！從此以後，我就發憤讀詩、寫詩，想要做個詩人了。”

以後，胡適詠物寫詩，感事寫詩，遊覽也寫詩；讀了好書要寫詩，接送朋友要寫詩，喝酒捧戲子也要寫詩。他在學校裡漸漸有了“少年詩人”的名聲。

試舉他的《秋柳》一詩。

序曰：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質，際茲高秋，獨能迎風而舞，意態自如。豈老氏所謂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賦之。

但見蕭颼萬木摧，尚餘垂柳拂人來。

西風莫笑長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

這是胡適在老子“弱能勝強，柔能克剛”的思想影響下寫的一首詩，也是他頗為喜歡的一首詩。幾年之後，他在美國還津津樂道，把它講給美國女友韋蓮司聽，說“庚戌（1910）以前所作詩詞，一一都宜刪棄，獨此28字，或不無可存之價值”。

胡適初學詩，多寫古詩歌行、詞曲，翻譯外國詩，唯一不敢寫的是律詩。

因為律詩中間兩聯要對仗，他小時候冇學過對對子，以為那是很難做的。後來，他偶然試寫一兩首律詩送朋友，覺得也並不難，而且漸漸地看透了律詩這種“把戲”：“作慣律詩之後，我才明白這種體裁是似難而實易的把戲；不必有內容，不必有情緒，不必有意思，隻要會變戲法，會搬運典故，會調音節，會對對子，就可以謅成一首律詩。這種體裁最宜於作冇有內容的應酬詩，無論是殿廷上應酬皇帝，或寄宿舍裡送彆朋友，把頭搖幾搖，想出了中間兩聯，湊上一頭一尾，就是一首詩了；如果是限韻或和韻的詩，隻消從韻腳上去著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詩的體裁和步韻的方法所以不能廢除，正因為這都是最方便的戲法。”

胡適漸漸以為自己參透了律詩的“套路”，這纔有了後來抨擊律詩、鼓吹“詩體大解放”的文化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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