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那些年的絕代名士 自由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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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仍需努力
“好政府”的悲劇
1922年5月7日，秉承警察廳“慎重將事，勿宣傳偏激之言論”的批文旨意，胡適籌創的《努力》週報創刊。這是一個注重談政治的刊物。
由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陶行知、李大釗、丁文江等16位校長、教授、博士、主任等類人物共同簽署。
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為改革中國政治的共同目標。又提出三個基本要求：“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劃的政治”。
這樣的主張，雖有反對軍閥統治的積極意義，但實質卻是改良——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即所謂的“好人”）組織內閣，實行從歐美搬來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
曆史總是愛開玩笑的。1922年9月，由於軍閥派係的矛盾，吳佩孚等支援王寵惠出任國務總理，組織內閣，羅文乾任財政總長，湯爾和任教育總長。
這三人都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因此，這屆內閣被稱為“好人政府”。
但內閣的實權全被直係軍閥操縱，王寵惠等整天忙碌，卻是在向外國乞討借款，而用作軍閥內戰的經費，引起人民普遍不滿。
又因為王寵惠傾向於吳佩孚為首的“洛派”，提供其更多的經費，而引起以曹錕為首的“保派”的極大不滿。
11月18日，偏向“保派”的國會議長吳景濂等借羅文乾在簽訂借款合同時貪汙，迫使黎元洪下令逮捕，造成轟動一時的“羅案”。
吳佩孚出麵乾預，要求釋放；曹錕執意嚴懲，併發電聯合直係的其他軍閥。
吳佩孚陷於孤立，隻得犧牲車馬，與曹錕妥協。
王寵惠等人被迫於11月29日宣佈下台。“好人政府”僅僅維持了73天。
“好人政府”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義”聲名狼藉，正派人士視之如敝屣，不屑提及。
電話情緣
胡適雖是新文化運動最有力的倡導者之一，但他的確有著一種難以調和的仁慈。如在新文化運動的**中，錢玄同等就十分困惑地認為，胡適“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胡適對此不加辯護，卻依然我行我素。
辦《努力》週報以後，他又先後兩次進宮看望已經“遜位”的宣統帝溥儀，即所謂“二進宮”。
根據辛亥革命期間南方革命黨與清廷代表袁世凱達成的協議規定，溥儀退位後，享有八款“清室優待條件”，如仍稱“皇帝”，仍使用宣統年號，仍“暫居宮禁”，由民國供款。幾乎是除了皇帝的權之外，享受所有皇帝的利。
溥儀智識既長，漸以“恢複祖業”為己任，關心時事，勇於接觸新事物（曾讀胡適《嘗試集》），樂於接見天南地北的人物。
一天，溥儀聽洋老師莊士敦講起電話的作用，甚為歡喜，執意要裝，並終於力排眾大臣的勸阻，在養心殿裡裝了第一部電話。
1922年5月17日，溥儀給胡適掛了個電話，約他進宮談談。
5月30日，溥儀派了一個太監去接胡適。那時宮禁仍相當森嚴。
見到溥儀後，胡適“對他行鞠躬禮”，稱他“皇上”，溥儀稱胡適“先生”。
胡適對溥儀的印象是“樣子很清秀，但單薄得很；他雖17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厲害；穿藍袍子，玄色背心”。
他們談了20分鐘，胡適對於溥儀說的某一段話，顯然是動了惻隱，並記錄在日記本上：
“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裡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要辦皇室財產清理處。但許多老輩的人反對我，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冇有依靠了。”
這次短暫的會晤，在宮內外引起了一陣不小的風波。
宮裡的王公大臣們聽說皇上私自見了胡適這個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鍋似的背地吵鬨起來了”；宮外報紙紛紛刊載，“胡適請求免拜跪”“胡適為帝者師”……一時滿城風雨。
一個提倡“德先生”的新人物，去拜望一個曾經鬨過複辟的末代皇帝，還稱其為“皇上”。在記者的筆下，這是一條多麼怪異的新聞！但是在胡適看來，他隻不過是去看望了“一個人”，一個寂寞可憐的人。
“清宮裡這一位17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
胡適為此寫了一首題為《有感》的小詩：
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裡的一點生意；
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胡適的思想，有時可以說是一種深受美國影響關注個人的人道主義。但是他的這種人情味兒卻往往在大時代的背景下不得要領，也就不會被看好。
1924年10月，馮玉祥率國民軍發動北京政變，解散“豬仔國會”，軟禁了賄選總統曹錕，由黃郛代行國務總理，組成攝政內閣。
11月5日，民國政府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冇收清宮，永遠廢除皇帝尊號，並把溥儀的小朝廷趕出紫禁城，限當天全部搬出。
結束辛亥革命時就該結束的帝製，這樣的舉措，是符合時代潮流而無可非議的。胡適雖然反對帝製，但出於一種人道主義的關懷——同情被廢的小皇帝，使得他再度逆流而上：致書民國政府，提出抗議。
“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緊接著，胡適又親自前往溥儀暫居的北府慰問。他關心溥儀的前程，鼓勵其出洋留學。
胡適算是末代皇帝的知遇之士了。但與此同時，更多的知識分子卻與胡適劃清了界限，紛紛致函批評。
對於這些批評，胡適將之視為誣衊，“字裡行間充滿著苛刻不容忍的空氣”。
直到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北，製造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後，胡適才察覺到形勢的嚴重，認識到他反對把溥儀驅逐出宮的錯誤，表示沉痛的懺悔。
努力的辯證
“五四運動”後不久，胡適對孫中山的《孫文學說》和《實業計劃》滿心稱讚；而孫中山也關心和讚許胡適。但是僅僅過了三四年，胡適對孫中山的態度卻發生了出乎意料的驚天逆轉。
1922年6月16日，廣東軍閥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炮轟總統府，欲置孫中山於死地。孫中山僥倖脫險，連夜逃往上海。
這是孫中山一生中遭受的最慘重的一次失敗。明槍易躲，家賊難防。辛苦栽培十幾年的部下，竟會如此“陰毒凶狠”，叛黨禍國，縱兵殃民，“罪惡貫盈，難稽顯戮”！
“文率同誌為民國而奮鬥，垂30年，中間出生入死，失敗之數，不可縷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
9天之後，胡適在《努力》週報上發表短評，卻稱陳炯明為“模範的新廣東”的功臣，其叛變為“革命”。
此論一出，胡適很快便又成了眾矢之的。
當局者迷。或許當時的胡適並冇有很清晰地認識到未來的走向。但是對於胡適而言，評價一個時間和人物確是“隨著時間地點的改變而發生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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