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那些年的絕代名士 真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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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自由主義
1924年北京政變，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孫中山到京後，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中國的統一和建設問題。
與此同時，竊取了北京政權的段祺瑞卻提出召集“善後會議”，與孫中山的國民會議相對抗。
所謂“善後會議”，其實是軍閥官僚政客們的一個分贓會，遭到全國工農學生及各界進步人士的強烈反對，也引起孫中山先生的極大憤慨。孫先生扶病抵達北京後，決定國民黨不參加“善後會議”，而積極籌備召開國民會議。
1925年1月1日，段祺瑞發表召集“善後會議”的通電。胡適接到了邀請。
胡適當然知道“善後會議”的性質，許多朋友也勸胡適慎重考慮，不要參與。
但胡適經過幾天的躊躇後，還是決定蹚一蹚這攤渾水。這樣一來，再次掀起了學術文化界批評的浪潮。
女師大風潮
1924年11月，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無理勒令三名學生退學，辱罵向她交涉的學生自治會代表，激起全校公憤。學生自治會通過決議，不承認楊蔭榆為校長，釋出《驅楊宣言》，展開了“驅羊運動”。
楊蔭榆是個脾氣古怪的女人。她擔任校長，卻以婆婆自居，把女學生們看作家裡的一群童養媳；依附軍閥政府，心地歹毒，以“寡婦主義”治校，決心把學生陶冶得個個“心如古井，臉若冰霜，失其活潑之青春”。因此，引起廣大學生的不滿。
1925年4月，章士釗擔任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7月複刊《甲寅》，一方麵提倡尊孔讀經，攻擊新文化運動；一方麵揚言“整頓學風”，支援楊蔭榆鎮壓學生運動。
陳源（西瀅）等人看似公正無私，實則偏袒章楊，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文章，以吞吞吐吐的言辭，拐彎抹角的手法，指責學生把女師大變成了“臭茅廁”，攻擊支援學生的魯迅等人“暗中鼓動，挑剔風潮”。
8月初，楊蔭榆竟召來軍警，包圍學校，勒令學生離校；章士釗則在國務會議上提請停辦女師大，並派武裝警察強行接收。
於是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北京、上海的學生組織紛紛致電支援女師大師生的鬥爭。
北京大學評議會於8月18日通過了“不承認章士釗為教育總長，拒絕接受章士釗簽署之教育部檔案”的決議。
決議公佈之日，群情大快。而胡適卻表示反對，並與陳源等五人聯名致書校長，指責評議會“越權自專”，有“抹煞全體教職員同人之嫌”。
周作人、李書華等八人也聯名寫信，支援評議會決議，敦促校長執行。
隨即兩派來來回回展開了筆戰，捲入的人數也越來越多。
論爭劍拔弩張，互不相讓，雖然各有根據和道理，但胡適等人還是遭到北京教育界及廣大學生的嚴厲批評。
“比年以來，先生浮沉於灰沙窟中……擁護複辟餘孽，嘗試善後會議……與摧殘全國教育，蔑視學生人格之章賊士釗合作，清室複辟函中又隱然有先生之名。……先生近來種種舉動，荒謬卑汙，長此以往，先生將永為吾全國青年所深惡痛絕。”
唯有昔日勁敵章士釗派對他們深表感激，在《甲寅》週刊上稱讚胡適等人的舉動，“表上揚學術獨立之威重，誠甚盛舉”；擁護章士釗的《大同晚報》，也稱讚他們是“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而胡適之所以如此，隻因他狠抓“教育獨立”的思想不放。胡適在爭論中特彆強調“學術獨立”與“政教分離”。如果有老師給學生們出示一張黑紙，上麪點了一個白點，那他一定會是那個隻看到白色而不見黑色的學生。
胡適難免以偏概全，卻也是網開三麵的包容。
圍繞女師大事件及後來的“三·一八慘案”，《語絲》與《現代評論》之間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尤以魯迅、周作人與陳源的筆戰為激烈。
1926年5月，胡適隨“中英庚款訪問團”赴天津訪問，住在旅店，夜間翻讀魯迅的《熱風》，看到《隨感錄·四十一》，聯想近來圍繞女師大事件的筆戰，竟“一夜不能好好地睡”。
第二天便給周家兄弟和陳源寫了封言詞懇切的信，一再勸說不要忘記《熱風》裡“學學大海”的那段文字，“讓我們都學學大海”，消除誤解和猜嫌，“向上走”。
冇想到，周家兄弟從此與胡適絕交。而周作人於1929年主動與胡和好。胡適在迴應周作人的一封信裡這樣寫道：
“生平對於君家昆弟，隻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遠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
多情的人眼中，人人都是多情的；無情的人眼裡，人人都是無情的。胡適有這樣的自由主義和包容精神，卻不見得人人都是如此。
五鬼亂中華
1929年，胡適在《新月》上談“人權問題”，甚至大膽宣告，“國民黨是反動的”，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內容，就是對國民黨的締造者、“國父”孫中山的公開批評。
這樣一來，麻煩自然就產生了。《新月》雜誌被冇收焚燬，新月社奄奄一息；剛出版不久的《人權論集》遭密令查禁；懲辦、通緝胡適的訊息屢見於報紙；胡適向中國公學校董會引咎辭校長一職。
人權運動不成，隻得改弦更張，轉向討論“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
為了避免再惹麻煩，《新月》同人決定先發表一篇“概括的引論”，表明“根本態度”。
於是，便有了胡適的這篇《我們走那條路》，放出了一個“五鬼亂中華”的奇論。
“五鬼”即貧窮、疾病、愚昧、貪汙、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冇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哪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製度早已在兩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
也就是說，中國之所以壞到如此地步，都是因為這“五大惡魔”鬨的。而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都不是原因，也就不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了。
此論一出，舉國震驚。
梁漱溟當即定論：“輕率大膽，真堪驚詫!”梁漱溟是當初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的“提議人”之一，是讚成胡適“好政府主義”的。
後來，胡適稍加補救，把軍閥勢力連同與國民黨相對立的黨派暴動歸結“擾亂”之中，當作敵人。
如何解決這“五鬼”之亂呢？當然還是胡適那“一步一步地做自覺的改革”的改良主義。
對於這樣的“根本態度”，國民黨蔣介石當然不會再“懲辦”了。而這樣一個論調，卻不偏不倚地合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
溫和不退讓
1932年5月，胡適邀集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灝等幾個朋友，發起成立“獨立評論”社，創辦了一個專門談政治的週刊《獨立評論》，標榜“獨立精神”。
《獨立評論》創刊時，正是“一·二八”事變上海停戰之後。如何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胡適和《獨立評論》唱的是不抵抗的論調。
1932年5月5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方簽訂了妥協和出賣主權的《淞滬停戰協定》。
胡適公然讚許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態度，讚揚《淞滬停戰協定》。不久，他又發表《論對日外交方針》，主張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項原則，與日方“和平”交涉。
10月，國際聯盟調查團發表關於中日問題的報告書，即“李頓報告書”。
這份報告書反映了“九·一八”事變後西方大國對日本獨霸中國東北的不滿，但除了一些無法歪曲的公論之外，不敢譴責日本的侵略，反而公然鼓吹“滿洲自治”，並且提議由“國際合作”共管，企圖將中國的東北變為西方各大國共同的勢力範圍。
此報告理應遭中國人民的反對，胡適卻撰文高度讚揚：這是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稱讚李頓調查團是“審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斷”“為國際謀和平的熱心”，全盤接受了所謂的“滿洲自治”，稱“看不出有什麼可以反對的理由”。
胡適一味主張溫和冷靜，不以武力抵抗，幻想與日本和平交涉、談判，對一切能暫時停止戰爭的妥協舉措，他都歡迎擁護，特彆寄希望於國際的“調解”與“援助”。
但是，日本帝國主義隻認暴力、不顧世界輿論的行徑，有時也令胡適十分矛盾，覺得對國聯的幻想不切實際，還必須強調民族自救。
但是他根深蒂固的不抵抗主義卻深深地吻合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胡適為何堅持不抵抗、不宣揚戰爭呢？從他給一位主戰的青年的回信裡大概可知一二：
“徐先生特彆要知道我對於主戰的意見，我可以說：我不能昧著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我極端敬仰那些為祖國冒死拚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
胡適有一種近似“婦人之仁”的仁慈，他關注的是每一個個體的人權，在一片鼓吹集體主義的曲調中顯然是一個不合群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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