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那些年的絕代名士 文壇一出雙簧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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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一出雙簧戲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雜誌——《複王敬軒書》，署名為本社記者“半農”。全信洋洋萬餘言，學植深厚，氣貫如虹，將王敬軒的觀點逐一批駁得體無完膚。
這出“雙簧戲”旗幟鮮明，使“冇人來讚同，而且也還冇人來反對”的新文學文壇一下子熱鬨了起來，其影響迅速由文壇內部擴散到了普通群眾之間，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一方麵果然引來了“王敬軒”式的衛道士對新文化的發難，其中的代表人物為林琴南一派；另一方麵，起到了引起爭鳴的作用，使許多青年學生和進步人士在爭論中逐漸接受了新文化主張，壯大新文化的隊伍。魯迅對此亦持以肯定的態度。
經此“雙簧戲”一唱，“舊式文人的醜算是出儘，新派則獲得壓倒性的輝煌勝利”。一些原來還在猶豫著的人紛紛傾向於新文化，連朱湘和蘇雪林也承認他們是看了這“雙簧戲”才變成新派的。
而導演這出“雙簧戲”的兩個人，正是曾在開明劇社做過編劇的劉半農和與他過從甚密的好友、舊學根底深厚的錢玄同。
劉半農導演這一出，算是發揮了自己編劇、演話劇的特長；而錢玄同被邀請出演，則是因為他們性情相近、無話不談，而且錢玄同雖然舊學根底深厚，卻十分厭惡舊文學的風格作派，曾斥其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
由此，劉半農提議兩人合演一曲雙簧戲：錢玄同演“黃蓋”，—個封建文化的守舊者；劉半農演“周瑜”，一個新文化的革命者。兩人唱和，上演一出“苦肉計”，把正反兩個陣營的觀點都亮出來，讓守舊人士坐立不安，使社會各界加以關注。
起初，錢玄同雖認同，但因其手段不入流，而不願參與。後來，經劉半農以“非常時期，非常手段”等觀點反覆動員，這才同意出演。
劉半農導演的這出雙簧戲已經成為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插曲，也凸顯了劉半農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
蘇雪林曾評價道：“（劉半農）雖不足與陳、胡方駕，卻可與二週並驅。事實上，他對新文學所儘的氣力，比之魯迅兄弟隻多，不少。”此話難免有揚此抑彼、過譽之嫌，但可以看出劉半農對新文學的貢獻之大。
而魯迅也承認劉半農對新文化的貢獻：“（劉半農）是《新青年》裡的一個戰士，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
就在這同一時期，劉半農還積極倡導並投身於民間歌謠的整理研究。在他的推動之下，歌謠這一“下裡巴人”的文學樣式登堂入室，進入北大課堂，並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蒐集歌謠的熱潮。
劉半農從1917年發起首場歌謠征集活動，於1918年2月在《北大月刊》開設“歌謠選”專欄及後來創刊《歌謠》週刊。“中國征集歌謠的事業，從此開場了。”
劉半農不止於蒐集，而是以蒐集為經，以吸收為緯，經緯交錯，進行著關於新詩創作的種種實驗。
在1925年出版的《瓦釜集》中，收入了其蒐集的民歌19首、創作的民本詩作22首。“瓦釜集”這個名字，也含有一種“下裡巴人”的味道。對此，劉半農解釋道：“是因為我覺得中國的‘黃鐘’，實在太多了。……因此我現在做這傻事：要試驗一下，能不能儘我的力，把數千年來受儘侮辱和蔑視，打在地獄底裡而冇有呻吟機會的瓦釜的聲音，表現出一部分來。”
因為該集，劉半農被趙景深譽為“中國的羅伯特·彭斯”。
後來，劉半農又出版了《揚鞭集》，實踐了自己“增多詩體”的主張：以方言俚語寫“擬兒歌”“擬民歌”“擬擬曲”，不僅在語言上更加通俗口語化，在形式和風格上，也更多地吸收了民間口頭文學和群眾創作的營養。
魏建功評價道：“民歌格調而為詩人采取者，（劉半農）清季黃遵憲以後第一人也。”
渠門也表示折服：“你是在中國文學上用方言俚調作詩歌的第一人，同時也是第一個成功者。……你的頗大的文藝天才，使我不得不承認是一個詩人。”
劉半農對於新文化運動，還有一個重大貢獻，那就是“請名角幫忙”壓陣。
劉半農曾在給錢玄同的信中，談到《新青年》的相關事宜：“比如做戲，你、我、獨秀、適之，四人，當自認為‘台柱’，另外再多請名角幫忙，方能‘壓得住座’。”
他們談到了這“請名角幫忙”一事，而日後，他竟為《新青年》請來了一位最大的名角——魯迅。
1918年之前，魯迅還冇有在《新青年》上發表過作品，正是這次劉半農與錢玄同的盛情相邀，《新青年》的廣大讀者纔開始認識魯迅。魯迅亦在此時名聲大噪，迅速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
魯迅欣賞作為“戰士”與自己並肩作戰的劉半農，也樂意與性情坦率的他為伍：“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然而，五四運動後不久，在資產階級右翼分子的影響下，劉半農逐漸喪失了鬥爭的勇氣，退進了學者的書齋，完成了從“戰士”到“學者”的轉變。
對此，魯迅是極為不滿的，他們之間的友誼也因此出現了危機，“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
雖說悼文乃一人蓋棺之定論，無論如何該是揚多抑少，力儘追思之意，但是魯迅卻不願如此。他的悼文，譭譽參半，甚至譽也譽得不夠明顯。
這或許是因為他那“朋友的憎惡”還冇有完全消散；另一方麵則是對近來各種無恥之輩爭著與劉半農攀關係的不滿——誠如文末所言：“我願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
在魯迅看來，劉半農作為學者的貢獻是一文不值的，而他所有的價值，都在“先前的光榮”：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劉半農三個字，原因並不在他擅長音韻學，或是常做打油詩，是在他跳出鴛鴦派，罵倒王敬軒，為一個‘文學革命’的戰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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