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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在柏林大學的新學期開始了。
我找到數學分析的教室，推門而入，能容納六十人的階梯教室已經坐了大約四十多人。男生占比絕大多數，女生隻有我一個。
我選擇了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這個位置光線充足，與黑板距離適中，能觀察到整個教室的動態。
幾個剛走進教師的男生在我前排坐下，回頭瞥了我一眼，眼神中是毫不掩飾的好奇。
“女的？數學係？”
“她看起來年齡很小”
“聽說這屆招了三個，另外兩個在隔壁班”
“能坐在這裡，至少abitur成績應該不差吧”
“成績好又怎樣？女人學數學，最後還不是要回家生孩子？”
到了九點整，教授準是踏入教室。教授是奧托·馮·維蘭德，五十歲左右，灰白頭髮梳得一絲不苟，深色西裝，金絲眼鏡後目光銳利。他的著裝符合保守的中產階級教授的特點。
他放下講義，視線掃過教室，眉頭微蹙了一下。
“歡迎來到數學分析，這門課是數學係的核心基礎，它將檢驗你們是否真正具備嚴謹的思維品質。在過去幾年，我注意到了一個趨勢”他停頓，“越來越多的學生，尤其是那些不適合高強度抽象思維的學生，盲目選擇了數學係，最終不僅自己痛苦，也拉低了整體的教學標準。”
教室裡完全安靜下來，幾個男生交換了眼神。
“數學”，維蘭德教授繼續說，手指指節輕輕叩擊講台”需要絕對的邏輯清晰，抽象想象力，以及持久的專注力，這些特質”他的目光掃過我，“在某些群體中的分佈，從生理學和心理學的角度，存在天然的劣勢，這不是偏見，這是科學事實。”
我翻開課本，看向第一章節，聽這些與數學分析無關的話語並無必要。
“我知道現在流行一些所謂的‘婦女解放’論調，但作為教育者，我有責任指出，女性的大腦構造更適合感性、具象的任務，比如養育子女，照顧家庭，試圖強行進入需要高度抽象思維的領域，對個人，對家庭，對社會，都是一種資源錯配”
坐在我前排的一個男生低聲對同伴說：“聽見冇？教授說得對。我妹妹連二元一次方程都解不好”
他的同伴輕笑“女人就該待在家裡生孩子，到這裡來搶男人的位置，可笑。”
教授在黑板上寫下了e-δ定義，我記下，並在旁邊畫了簡單圖像示意。
維蘭德教授開始講解極限的嚴格定義。他的講解清晰，邏輯嚴密，確實具備深厚的學術功底。在舉例時，他選擇了一個涉及物理運動的問題：“假設一個質點沿直線運動，位置函數為s（t）等於t的平方，我們需要證明當t趨近於2時……”
他用這個例子演示如何用e-δ語言證明極限。講完後，他看向教室：“有冇有人能給出另一種函數的類似證明？比如f（x）=1x在x趨近於1時的極限。”
我舉起了手。
維蘭德教授似乎有些意外，但還是點了點頭：“請講。”
“對於f（x）=1x，要證明li（x→1）1x=1。給定任意egt;0，我們需要找到δgt;0，使得當0lt;|x-1|lt;δ時，|1x-1|lt;e。”我的聲音平穩，“|1x-1|=|（1-x）x|=|x-1||x|。由於x趨近於1，我們可以先限製δ≤12，那麼|x|gt;12。於是|x-1||x|lt;|x-1|（12）=2|x-1|。令2|x-1|lt;e，即|x-1|lt;e2。因此取δ=12，e2，則當0lt;|x-1|lt;δ時，有|1x-1|lt;e。證明完成。”
教室裡一片寂靜。維蘭德教授盯著我看了一會兒，然後緩緩點頭：“正確。證明過程完整且選擇了合適的δ限製。你叫什麼名字？”
“露娜·諾伊曼。”
“諾伊曼小姐。”他在名單上找到我的名字，做了一個記號，“很好。但記住，一次正確的回答不意味著長期適應。數學是馬拉鬆，不是短跑。”
下課鈴響了。維蘭德教授佈置了作業：十道題目，從基礎到複雜，最後一題標註“可選，挑戰性”。
我收拾書本時，聽到後排兩個男生的對話。
“她居然答上來了。”
“運氣吧。女人擅長死記硬背，可能預習過這個例子。”
“維蘭德教授說得對，她堅持不了多久。我聽說去年數學係招了五個女生，現在隻剩兩個了，有一個成績很好，但據說是馮·菲捨爾教授的女兒，有更多的資源。還有一個墊底。”
我拉上書包拉鍊，走向門口。走廊裡人潮湧動。
高頻電子電路理論與應用在工程學院的實驗樓。這次課程是先導課。
走廊牆壁上掛著電路圖、機械設計圖和工程師的肖像，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金屬和機油氣味。教室裡已經有二十幾個學生，清一色男性，穿著工裝或襯衫，手臂粗壯，指關節有老繭。
我走進教室時，交談聲瞬間低了下去。十幾道目光投向我。
我在中間找空位坐下。前排一個紅髮男生轉過頭，上下打量我：“小姐，你確定冇走錯教室？這裡是高頻電子電路，不是家政課。”
周圍響起幾聲壓抑的笑。
“我確定。”我攤開筆記本。
“這課很難的。”另一個戴眼鏡的男生推了推鏡框，“要焊電路，要調試高頻振盪器，還得爬梯子接天線。去年有個男生被高壓電打到了手，住院一週。你真的要上？”
“課程大綱上冇寫性彆限製。”我說。
紅髮男生搖頭：“我們是好心提醒。女人體質弱，神經敏感，這種高強度、高危險的課程不適合你們。你應該去學文學、藝術，或者乾脆早點結婚。我妹妹和你差不多大，她就在學鋼琴和插花。”
教授進來了。魯道夫·克勞斯教授，四十多歲，身材魁梧，穿著沾有焊錫痕跡的工裝外套。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後皺起眉頭。
“那位女同學。”他直接指向我，“你叫什麼？”
“露娜·諾伊曼。”
“諾伊曼小姐。”克勞斯教授走到講台前，“高頻電子電路涉及高頻電磁場理論、真空管放大器設計、射頻調製解調。課程包括每週三小時的實驗，需要操作高壓設備、高頻信號發生器、示波器。這些設備對操作者的體力、反應速度和抗壓能力有很高要求。基於安全考慮，我建議你退選這門課。”
“我可以勝任。”我說。
克勞斯教授雙手撐在講台上：“這不是能力問題，是責任問題。作為教授，我要對所有學生的安全負責。女性在麵對突發高壓放電或設備故障時，更容易因驚慌而做出錯誤操作，危及自身和他人。而且，這門課的最終項目需要小組合作，搭建一個完整的短波收發信機。需要搬運重型設備、架設天線、長時間調試。你認為你能完成這些體力工作嗎？”
“我可以。”
“你還很固執。”克勞斯教授搖頭，“聽著，我不是在歧視你。相反，這是對女性的保護。德國婦女的基本願望是扮演好妻子和母親的角色，這是自然賦予的天職。我們的社會需要健康的母親和穩定的家庭，而不是讓女性在實驗室裡冒著觸電風險、熬夜調試電路。這是對民族未來的負責。”
紅髮男生大聲說：“教授說得對！女人就該待在家裡！”
“安靜。”克勞斯教授製止了他，他看向我：“諾伊曼小姐，我理解你對科學的興趣。但你可以選擇更安全的領域，比如數學理論、或者低頻電路分析。高頻電路不適合女性，這是客觀事實。”
我打開課程大綱：“教授，大綱裡冇有性彆限製條款。如果我能在實驗中證明自己的操作能力和安全意識，是否有資格繼續課程？”
克勞斯教授盯著我看了幾秒，然後歎了口氣：“如果你堅持，週一下午兩點，來實驗室麵試。帶上學過的數學和物理課程證明，還有一份家長或監護人的同意書，說明你瞭解課程風險並自願參加。”
“我冇有監護人目前在柏林。”
“那就找你的導師簽字。或者，”他頓了頓，“如果你有男性親屬或……朋友，能為你擔保的話。”
“我會找到人簽字。”
他轉身開始講課。主題是真空管的基本原理和等效電路模型。我記下公式：跨導、板極電阻、放大係數這些與數學中的網絡理論和微分方程緊密相連，隻是變量換成了電壓和電流。
下課時，我收拾東西，紅髮男生走到我桌邊：“喂，我勸你還是退課吧。下週實驗要用到300伏的板極電壓，萬一觸電，可能就”
“謝謝提醒。”我背上書包，“我會注意安全。”
他聳聳肩，和其他幾個男生一起離開了。我聽到他們走廊裡的對話片段。
“她肯定堅持不了一個月。”
“女人學工程？她們連扳手都握不穩。”
“我打賭她下一次實驗就會哭著跑出去。”
中午，我在圖書館後麵的長椅上找到了盧恩。她正對著一個三明治皺眉，看到我，立刻招手。
“露娜！這裡！”
我坐下，從包裡拿出自己準備的黑麥麪包和蘋果。
“第一天上課怎麼樣？”盧恩咬了一口三明治，“數學分析是誰教的？如果是維蘭德，你要小心，他”
“是維蘭德教授。”我說，“他在課上發表了關於女性不適合學習數學的言論。”
盧恩放下三明治，歎了口氣：“果然。我去年也是他的課。他當時倒冇當麵說那麼直白，但課後和其他教授聊天時，我親耳聽到他說‘女人學數學是浪費教育資源’。後來係裡聚會，他還建議女學生‘儘早考慮婚姻，不要在不適合自己的領域虛度光陰’。”
“你冇反駁？”
“怎麼反駁？他是正教授，學術委員會成員。我父親雖然也是教授，但不同係，而且家裡雖然支援我學數學，但父親私下也說過，希望我‘適可而止，彆忘了最終還是要迴歸家庭’。這個環境就是這樣，露娜。”
她湊近一些，壓低聲音：“去年有個女生，很有天賦，在拓撲學上提出了新思路。但維蘭德在評審她的論文時，堅持認為‘缺乏直覺洞察，隻是機械計算’，給了低分。那個女生後來轉去哥廷根了。我聽說哥廷根那邊稍微好一點，但……整體氛圍都差不多。”
“高頻電路課也一樣。”我說，“克勞斯教授以安全為由建議我退課。”
盧恩睜大眼睛：“你選了高頻電路？那個以難度和危險出名的課？天哪，露娜，我知道你厲害，但克勞斯教授是出了名的‘傳統’。他堅信工程是男人的領域，女人進去隻會添亂。去年有個女生想選他的低頻電路課，被他以‘實驗室空間有限’為由拒了。但其實實驗室很空”
“我堅持要留下。”
盧恩盯著我看了幾秒，然後笑了：“我就知道你會這樣。但露娜，你要小心。這些偏見不隻是噪音，它們會影響你能獲得的資源。實驗設備的優先使用權，助教的輔導時間，甚至考試成績的評價標準。”
“用低估來補償劣勢。”我咬了一口蘋果，“邏輯謬誤。”
“但他是教授，他有定義規則的權利。”盧恩說，“你打算怎麼辦？直接反駁他們？還是像在慕尼黑那樣，用成績證明自己？”
我思考了一會兒。圖書館的窗戶反射著秋日的天光，一群鴿子飛過，在窗玻璃上投下轉瞬即逝的影子。
“反駁需要消耗時間和情緒資本，並且效果不確定。”我說，“最優策略是在他們的評價體係內取得無法質疑的成果。如果一道題目的完美解答需要十個小時，而一場辯論可能需要更多時間且結果不確定，那麼前者效率更高。”
“但他們會說你是死記硬背，或者說你作弊。去年有個女生在複變函式考試中拿了高分，就有人散佈謠言說她‘用特殊手段換來了考題’。”
“那麼就需要在公開場合展示思維過程。”我說，“比如課堂提問、研討會報告。或者，當質疑出現時，當場拆解質疑本身的邏輯漏洞。”
盧恩點點頭：“這很符合你的風格。不過露娜”她猶豫了一下，“我聽說，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學生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他們有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關於女性角色你可能很快就會聽到更係統的理論了。”
“我已經聽到了。”我說，“高頻電路課上，教授引用了‘德國婦女的基本願望是扮演好妻子和母親’。”
“這隻是開始。”盧恩的聲音更低了，“我父親說，大學裡有些教授開始主動將政治意識形態引入課堂，尤其是哲學、曆史、社會學。數學和工程暫時還算‘乾淨’，但是，誰知道呢。馮·諾伊曼博士已經去了美國，可能不僅僅是因為反猶思潮。”
我們沉默地吃完了午餐。
週五下午，我和米達麥亞在柏林大學圖書館見麵。
我直接說明瞭高頻電路課程的情況，以及需要擔保簽字的要求。
米達麥亞聽完，眉頭微微蹙起。“克勞斯教授我聽說過，是老派的工程師，技術過硬但觀念保守。他要求男性擔保，雖然不違反校規，但”他停頓了一下，“露娜，你確定要選這門課嗎？它很辛苦且實驗部分有風險。我父親工廠裡的電氣工程師，偶爾也會因為操作高壓設備受傷。”
“我瞭解風險。也評估過自己的能力。”
“我知道你能力足夠。但有時候，即使你能力足夠，這個世界也不會公平對待你。高頻電路是典型的男性領域，你會麵對更多質疑、更多刁難。我不希望你受到傷害。”
“傷害有兩種：物理傷害和尊嚴傷害。物理傷害可以通過謹慎操作避免；尊嚴傷害則需要通過證明實力來消除。相比之下，因為恐懼傷害而放棄機會，是更大的損失。”
米達麥亞沉默了片刻，終於點了點頭。“你說得對。我不該用保護的名義限製你。”他從隨身攜帶的公文包裡取出鋼筆和便簽本，快速寫下一段文字並簽上名字：
“本人，米達麥亞·馮·福克斯，作為露娜·諾伊曼女士的朋友，瞭解高頻電子電路課程的實驗風險，並確認諾伊曼女士自願選修該課程，具備相應的數理基礎及安全意識。本人願為此陳述負責。”
他將便簽遞給我：“這樣夠嗎？如果需要更正式的檔案，我可以讓家族的律師起草。”
“這樣足夠了。謝謝你，米達麥亞。”
“不用謝。但是露娜”他猶豫了一下，“如果課程中遇到任何困難，不僅是學術上的，包括其他人對你的態度。請告訴我。”
“我會記住。”
我們又聊了一會兒哲學係的新課程，以及柏林大學近期的一些學術講座。米達麥亞提到，他父親最近在考慮向大學捐贈一批實驗設備，主要是機械工程和電子工程方向的。“如果你需要任何特殊的儀器或書籍，也許我可以幫忙。”分彆時，米達麥亞輕輕握了握我的手。“下週見，露娜。祝你在高頻電路麵試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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