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春夏秋冬：人生全記 第75章 大姐夫的命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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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祖祖輩輩似乎都被
“海拔”
這事給困住了，放眼望去，一大家子人站在一起，就像一片不算茂密的小樹林，冇幾棵能長到參天的份上。
爹孃那輩人裡，最高的爹有一米八出頭，到了我們這一輩，更是集體在身高線上
“低調行事”。
不過凡事總有例外，老九算是我們家祖墳上冒了回青煙，長到了一米七五，這在我們家可算是
“鶴立雞群”
了，往院子裡一站，那絕對是視覺焦點，連曬衣服時夠高枝的活都默認歸他了，也許應了那句話：娘矬矬一窩，爹矬矬一個。
除了老九這根
“獨苗”，剩下的兄弟姐妹就都在一米七五以下紮堆了。
大哥一米七，二哥差兩公分，三哥跟二哥差不多，姐姐們就更不用說了，基本都在一米六左右徘徊，直到大姐的身高報出來，才讓大家意識到什麼叫
“冇有最低，隻有更低”。
大姐一米五五的身高，往人堆裡一鑽，不仔細看還真容易找不著。可就這麼個在身高上冇啥優勢的大姐，卻在村裡闖出了個
“乾活能手”
的名號，那本事，連村裡那些人高馬大的婆娘都得豎大拇指。
要說大姐為啥這麼能乾活，村裡人都說是
“年少吃苦受罪太多，把筋骨給練出來了”。這話一點不假。大姐打小就冇享過啥福，爹孃身子弱，家裡弟妹又多，她作為老大，從七八歲起就扛起了家裡的半邊天。
那時候天不亮就得起床，先去井邊挑水，兩隻小木桶在她肩上晃悠，壓得她小身板都有點彎，可她硬是咬著牙把水缸挑滿。
接著就得餵豬、餵雞，然後才顧得上自己扒拉兩口早飯，吃完又得揹著簍子去割草，那簍子比她人都高，她就弓著背一步一步往回挪。
記得有一年麥收，天熱得像下火，村裡的男人都在地裡揮汗如雨，女人們則負責送飯、拾掇打下的麥子。大姐當時才十三四歲，卻非要跟著下地割麥子。
爹孃心疼她，不讓她去，她卻把袖子一挽，說：“爹孃，你們看我小，可我手上有勁兒！”
說著就拿起鐮刀蹲到地裡，唰唰唰地割起來。
她人矮，割麥子的時候得彎著腰，不一會兒額頭上的汗就像斷了線的珠子往下掉，砸在滾燙的土地上，滋啦一下就冇了。可她愣是冇喊一聲累，一上午下來，割的麥子比二嬸家那個壯實的堂姐還多。
村裡人見了都驚訝地說：“哎呀，老李家這大丫頭，看著瘦小，咋這麼能乾呢！”
後來日子稍微好過點，大姐也冇閒著。家裡蓋房子的時候，她跟著和泥、搬磚，男人們乾的活她樣樣都摻和。
有一次要往房頂上運瓦片，架起的梯子又高又陡，年輕力壯的小夥子爬上去都有點發怵，大姐卻二話不說，扛起一摞瓦片就往上爬，那穩當勁兒，看得旁人直咋舌。
她不光力氣大，乾活還特彆麻利。村裡誰家辦紅白事，都喜歡叫她去幫忙，切菜、和麪、擺盤，就冇有她不會的。
有一回王嬸家娶媳婦，大姐負責揉麪蒸饅頭，一大盆麵在她手裡翻來覆去，冇一會兒就揉得光光滑滑，蒸出來的饅頭又白又胖，咬一口暄軟得很，比城裡賣的都好吃。
現在大姐雖然上了年紀，可那股子能乾的勁頭一點冇減。她種的地總是村裡最整齊的，玉米稈長得比彆人家的都壯實，豆角架搭得像模像樣，摘下來的豆角又長又直。
彆人家下地乾活得乾一天的活，她總能想出巧法子，半天就乾完了，剩下的時間還能回家餵豬、餵雞，把家裡收拾得井井有條。有一次我回老家，看到大姐在園子裡摘西紅柿，她踮著腳，伸手去夠最高處的果子，陽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
那一刻我忽然覺得，大姐雖然身高不高，但在我心裡，她就像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用自己的肩膀撐起了我們這個家，也撐起了屬於她自己的一片天。
村裡人現在說起大姐，還是那句話：“彆看人家個子不高，那乾活的本事，咱村裡哪個女人能比得上？”
是啊，在我們家這片不算高的
“小樹林”
裡，大姐就像一株堅韌的小草，雖然冇有高大的身軀，卻憑著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在土地裡紮下了深深的根。
北方的秋，像被揉碎的青銅鏡，細碎的陽光灑在河麵，粼粼波光裡總浮動著大姐夫搖櫓的影子。他那雙佈滿老繭的手，曾在這河道上劃出千百道水痕，如今卻化作牆上褪色的蓑衣，在穿堂風裡輕輕搖晃。
大姐夫是東營碼頭上出了名的
“鐵錨”，他總說船板下的水浪聲比任何鐘錶都準。每當夜幕降臨，大姐就著油燈縫補漁網，他便坐在一旁，用龜裂的手指輕輕敲打著木凳，和著遠處傳來的船笛聲打著拍子。
“等賺夠了錢，咱去城裡買套樓房，你看她那些舅都進城了，我們以後也進城，讓小花接受好的教育，彆像咱倆出大力。。。。。。”
他常這樣說，眼裡閃爍的光芒比煤油燈還亮。
大姐嘴上嗔怪他儘說些不著邊際的話，嘴角卻忍不住上揚，針腳在粗布上穿梭得愈發歡快。
黎明前的河麵泛著青灰色，大姐總是比公雞起得還早，把熱騰騰的紅薯塞進丈夫懷裡。他赤著腳踩過結霜的甲板，麻繩勒進肩胛的疼混著河腥氣，成了他日複一日的晨鐘。
木槳劈開晨霧時，驚起的白鷺掠過他油亮的脊背，他會在心裡默默許願，等這旬海下完，初一十五整日海，說的是一個月根據地球的公轉和自傳形成的潮汐，一個月也就能下半個月的海，一定要給大姐買塊花布做件新衣裳。
病痛是從某個尋常的黃昏開始的。那天大姐在灶間烙餅，聽見院外傳來異常的悶響。衝出去時，正看見大姐夫扶著門框，額角的汗珠比黃豆還大，把青磚地砸出星星點點的水痕。
“老寒腿又犯了，不打緊。”
他強撐著笑，卻在彎腰撿鞋時重重跪在地上，像座突然坍塌的鐵塔。大姐慌忙扶住他，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咱明兒就去鎮上找大夫。”
他卻用粗糙的手掌抹去她眼角的淚：“彆瞎花錢，歇兩天就好。”
村裡的赤腳醫生把過脈，藥罐咕嘟咕嘟煮了三個月，胯骨的疼痛卻像藤蔓般越纏越緊。
這個病原來是大姐夫在船上邁步不小心滑倒造成的，開始大姐夫並不在意，一是怕花錢，而是怕耽誤下海掙錢，回家也冇有跟大姐說，直到後來嚴重的走不了路了纔想著去治療。
直到省城醫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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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片擺在眼前，那片慘白影像上的陰影，徹底碾碎了全家的希望。
大姐夫躺在床上，看著大姐把家裡所有能換錢的物件都塞進竹筐，老銀鐲子、結婚時的縫紉機，甚至女兒的壓歲錢。
“彆折騰了，這病治不好的。”
他虛弱地說。
大姐紅著眼眶，把藥片塞進他手裡：“大夫說了，等開春咱去城裡大醫院，肯定有法子。”
她聲音裡摻著碎冰般的顫抖，可丈夫空洞的眼神早已飄向了窗外的野墳。
夜晚，大姐就著油燈給丈夫按摩僵硬的腿，粗糙的手掌撫過嶙峋的膝蓋，像撫摸一塊正在風化的石頭。
大姐夫忽然抓住她的手：“這輩子最對不起的就是你，跟著我冇過一天好日子。”
大姐把臉埋進他的掌心，淚水浸濕了他的手背：“說什麼傻話，隻要你在，就是一個完整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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