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奇聞錄 第5章 化佛為錢：柴榮的經濟豪賭

    顯德二年（955年）九月，汴京的工部鑄錢監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但這熱鬨不同於往常，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緊張而又興奮的氣息。巨大的熔爐烈焰熊熊，工匠們汗流浹背，忙碌地將一些非比尋常的“原料”投入爐中——這些不再是尋常的銅礦料，而是一尊尊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的銅佛像、銅鐘、銅磬，甚至還有從民間收繳來的銅器。

這些銅像，不久前還端坐在遍佈全國的無數寺廟（尤其是已被廢黜的那些）中，接受著善男信女的頂禮膜拜。如今，它們或被砸碎，或被整體運來，在高溫下熔化，即將變成另一種形態——流通天下的銅錢。

這場麵的背後，是後周世宗柴榮又一次深思熟慮後的果斷決策。隨著“毀佛寺詔”的推行，全國範圍內查封了數萬寺院，收繳的銅製佛像法器堆積如山。與此同時，後周麵臨的“錢荒”問題日益嚴重。由於五代以來戰亂不息，銅礦開采和鑄錢業停滯，加之民間（很大程度上受佛教風氣影響）盛行熔鑄銅錢以製作佛像、器具，導致貨幣嚴重短缺，物賤錢貴，嚴重製約了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柴榮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在顯德二年九月，他再次頒布詔書，核心內容便是：“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鑼、鈸、磬、鈴、鐸、鞍轡等外，其餘民間所蓄銅器、佛像，限五十日內悉皆輸官，給其價值。如限外隱匿不輸，五斤以上處死，不及者論刑有差。”

這道詔書，將滅佛運動推向了一個更深的層次，直接觸及了佛教的象征物本身。可以想見，它在朝野內外引發了何等巨大的震動和爭議。即便是在支援限製佛教的官員中，也有不少人感到不安。毀壞佛像，在虔誠的佛教徒看來，是滔天大罪，會遭天譴。

一日朝會，柴榮特意將此議提出，果然遭到了一些官員的強烈反對。一位老臣顫巍巍地出列，泣聲道：“陛下！佛像乃法身舍利，毀之恐招天譴，降災於國啊！昔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毀佛，其國祚不久，此乃前車之鑒！望陛下收回成命！”

朝堂上一片寂靜，所有人都屏息看著皇帝。柴榮麵色平靜，他早已預料到這種反應。他沒有動怒，而是用一種冷靜而堅定的語氣，闡述了他的理由，這番話也被史官記錄了下來，成為他此次行動的最佳註解：

“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誌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佈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這番話邏輯清晰，立場鮮明：

區分佛與像：佛的本質是善道教化，心向善即是奉佛。銅像本身並不是佛，隻是象征物。

強調利他精神：佛祖利人，可以犧牲一切。那麼，將這些銅像用於鑄錢，解決錢荒，利國利民，正是符合佛祖利他本懷的行為。

表明個人決心：“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為了百姓，我連身體都可以犧牲，何況區區銅像？這極大地彰顯了他作為帝王的擔當，堵住了反對者的嘴。

這番義正辭嚴又充滿務實精神的話，讓反對者啞口無言。柴榮的決心已定，詔令被堅決地執行下去。

於是，出現了鑄錢監的那一幕。各地收繳的銅料被源源不斷運來，經過熔化、提純、澆鑄、打磨，變成了一枚枚標準的“周元通寶”錢。這種錢因為用料精良（很多來源於佛像，銅質純淨）、鑄造規範，質量上乘，很快成為受歡迎的貨幣，有效地緩解了錢荒，促進了商品流通。

而對於普通百姓而言，這道詔令的影響更為直接。官府不僅收繳寺院的銅像，也向民間征購銅器和私家佛像。對於像張老漢這樣剛剛還俗、一無所有的人來說，家裡唯一值點錢的，可能就是一尊祖傳的小銅佛了。他猶豫再三，最終還是拿著它去了縣衙指定的地點。衙役稱了重量，給了他一些補償錢。拿著這沉甸甸的銅錢，張老漢心情複雜。這尊保佑了自家幾代人的佛像，如今變成了他重建生活的啟動資金。是福是禍？他說不清。他隻感到，這個世道，正在發生著天翻地覆的變化，連佛祖的樣子，都可以被熔化了重來。

柴榮的這場“化佛為錢”的經濟豪賭，取得了顯著成效。它不僅增加了貨幣供應，刺激了經濟，更在象征意義上沉重打擊了佛教的物化崇拜，進一步強化了皇權高於神權的政治訊號。通過將宗教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柴榮為他的強國夢想注入了實實在在的活力。然而，這場激進改革所引發的社會心理震蕩和文化損失，也將在未來逐漸顯現。但此時此刻，在柴榮看來，為了“濟民”，為了“開拓天下”，這一切都是值得的。